2018年4月25日中午，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2018年度主题演讲第11期（总第231期）在文科楼622会议室举行。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的Joshua Eisenman（马佳士）教授以“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权力介入（China's Major Power Engagement with the Developing World）”为主题发表了演讲。讲座由国务学院吴澄秋副教授主持。
吴教授首先介绍了Eisenman博士的学术背景。他是德克萨斯大学林登•约翰逊公共事务学院的助理教授，同时也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中国研究方向的高级研究员，他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Paul H. Nitze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获硕士学位，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政治科学博士学位，并曾于南大-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学习一年。曾学习汉语多年，普通话十分流利。
在本次讲座中，Eisenman教授按时间和领域分门别类，概览了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存在与影响力情况。他首先简要回顾了几十年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发展：改革开放前中国主要的对外关系都聚焦于发展中国家，而“三个世界理论”是这种政策的一个集中体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外关系的重心开始转向发达国家和海外华人群体，而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则逐渐减少；1989年之后，由于诸多发达国家对华关系的急剧恶化，也因为冷战结束后两大阵营从发展中国家逐渐淡出，中国开始再次转向、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九十年代末提出的“走出去”战略便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的。而随着中国经济力量和政治影响力的迅速增长，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也被提出，并成为今日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在这里，Eisenman教授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批评，认为其过度关注大国角力，而对发展中国家着墨甚少。
Eisenman教授认为，今日中国注重发展中国家主要出于三个原因。其一是希望这些国家对政权的承认和良好关系为其提供执政的“外部合法性（external legitimacy）”；其二是希望争取尽可能多的国家支持中国在西藏、台湾和南海的主权声索；其三是出于经济原因，为了共同利益。
Eisenman教授指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非对称性，由于中国的庞大体量，这种非对称性存在于除了印度以外几乎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中，这也体现在“中非合作论坛”和“中国-东盟10+1合作框架”等“主权国家”对“地区”的合作模式中；二是议题联动，即合作往往呈现为多议题、多领域的一揽子计划；三是多层次和多角度，即既有双边关系，又有多边合作机制和地区合作机制，还有国家推动的民间合作机制。
接着，Eisenman教授分别从经济、政治、软实力和安全四个方面对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在经济方面，他援引了其最新一部专著中搜集的中国海外投资的许多数据进行分析。2014年，中国75%的FDI投放到了发展中国家，截止2016年为止中国共有7000亿美元的对外贷款在发展中国家，比所有西方银行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贷款还多。和其他在发展中国家投入较多的发达国家（欧洲、美国、日本等）相比，中国在短短的二三十年时间里，从几乎无足轻重发展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对外投资国，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成就。并且，中国为各种不同国家提供了各类灵活、形式多样的贷款方式。然而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最主要的问题在于两方面，一是缺少透明性，加之中国对这些资金的运用，监督比较薄弱，导致援助运用过程中存在许多腐败问题，成为中国对外形象的减分项；二是贸易额度和贸易品种上的非对称性，导致双边经贸关系中，发展中国家往往处于不利地位。
在政治方面，他认为，在双边关系上中国似乎时常有一种对外慷慨施舍的心态，而发展中国家则常常更注重自身的独立性。1954年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中国在对外投资过程中规避人权指责提供了空间，并且也成为中国反对“霸权”这一概念、提倡国际政治民主化的依据。此外，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往往在多个层面通过不同的协会和机构协同进行。
在软实力方面，他指出了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绝大多数拥有较强软实力的国家都是源自其文化产品的全球市场扩散和发售，然而中国的对海外展示的文化产品则大多是在政府的支持之下进行的。此外，在教育方面，中国接纳的发展中国家留学生也在迅速增长，仅2016年就有50000名留学生从中国的大学获得学位，同年中一共有62000多名来自非洲国家的学生在中国念书，比去年增长了25%。
而在安全方面，则指出了四个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中值得关注的动态。其一是解放军正在逐渐增加的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军队的军事外交；其二是中国在印度洋和南海存在感不断上升；其三是近年来中国海军和空军的军费迅速上涨，而陆军的军费则有所减少，这反映了中国军事力量目标的转移；其四则是中国开始在海外设立军事基地，如吉布提港。此外，还提到了中国武装力量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参与，中国维和部队的高素质表现而赢得了国际社会的称赞，也使得解放军得到了实战锻炼的机会。而在对外的武器出售方面，中国的主要武器出口国全部都是亚洲、非洲、拉美的发展中国家，并且近年来出口的装备呈逐渐高端化的倾向，由于武器出售同时意味着武器指导和教学，这也为军队的军事外交提供了机会。
最后，Eisenman教授也指出，尽管二十多年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总体上发展很快、付出很多、成果丰硕，但这背后仍不乏风险：一是债务风险，由于债务规模太大且缺乏透明性，这些风险究竟有多大目前还不明朗，但已有华盛顿智库发出了相关警告；二是政治风险，由于缺乏强大的法律体系和稳定的政治局势，类似电影“战狼2”中的场景可能会在现实中发生，另一方面中国也会很容易地被卷入政党政治中，成为不同党派褒之贬之以促进选情的议题；三是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安全事务参与的未来前景仍然不甚明朗。
在随后的提问环节中，参与讲座的同学们提出了许多高质量的问题。
关于中国在非洲与西方国家的援助竞争问题，Eisenman教授认为这个问题不一定需要解决，因为竞争反而有可能可以促使发展中国家获得更有利的贷款或援助项目。
关于非洲国家和人民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印象问题，Eisenman博士指出，非洲是一个具有高度多样性的地区，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同，甚至每个国家内不同的社会群体的评价也会不同，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是中国和各国的政治经济精英有较好的关系，但别的群体情况则很难概括。
关于中国和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的不同之处，Eisenman教授认为，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总是以（至少是名义上）的平等态度对待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然而美国则很少平等地对待发展中国家。
在吴澄秋老师的鼓励下，也有同学提出了关于近期中美贸易争端的问题。Eisenman教授表示，这次事态非常严重，它与特朗普本人关系不大——特朗普本身在此次贸易争端中的立场只是一个更大的中美关系框架下的产物。在美国国内，两党几乎在所有议题上都处于分裂和对立中，唯有对华政策上呈现高度一致。Eisenman教授表示，中国如果尝试通过对大豆加征关税来影响特朗普的支持者，这可能适得其反，因为在通俄门事件之后，美国舆论界对于外国试图影响本国政治一类的事件极为敏感，，白宫也会通过利用民主和人权议题进行反击。接着，Eisenman教授谈到，事实上美国国内并没有很多人真正想要一场贸易战，只要中国推行一些深层次的改革，作出一定的妥协让美国人看到贸易逆差缩小的趋势，那么美国会很乐意接受的。中国经过多年发展之后已经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已经可以承受、也应当迈向进一步开放的政策。Eisenman教授认为，在改革开放至今接近四十年里，美国可能是对中国的崛起贡献最大的国家，这在八十年代尤为显著。但是他表示担忧，现在似乎一个由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组成的对华遏制联盟正在浮现。要让当前的事态得到解决，他认为北京应该做出一些重要的让步（important concession），让当前事态得到“开脱”（escape），这对于中国、对于美国、对于中美关系都是有益的。他认为不应该以“鞠躬”的心态来理解这种相互妥协，因为国际贸易是一个互利互惠的过程，恰当的妥协只会增进双方的收益。
而对于“修昔底德陷阱”以及它呈现的中美关系可能未来的问题，Eisenman教授非常严厉地批判了这一概念，认为它源于部分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对中国的无知。Eisenman教授谈到，学者如果单纯基于国际关系理论来理解中国，那么其理解常常是错误的，应该多从比较政治的视角，关注中国的国内政治。今天的中国不是斯巴达，今天的美国也并非雅典，“修昔底德陷阱”不过是又一个此类的时髦而没有价值的概念。借此，Eisenman教授表达了对比较政治和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的肯定。
CCPDS 李俊达 供稿；国务 审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