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23日下午，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2018年度主题演讲第12期（总第232期）在文科楼615会议室举行。来自韩国高丽大学的Seok-Joon Kim博士就“快手拔枪：美国的负面偏见与武力使用”为题发表了演讲，美国普渡大学政治学系Dwayne Woods教授、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贺平副教授出席，复旦大学国务学院胡鹏博士主持该讲座。

        首先，Kim博士提出了研究问题：为什么人们有时会相信国家而不是其他人？接着，Kim博士给出了研究假设：生存欲望与有限的认知能力造成了消极偏见，导致再确认困难，从而导致安全困境的出现。

        在文献综述与理论回顾部分，Kim博士指出一个国家为了揭示它的意图会发出信号，例如战争或和平的决心。但是，这往往并不容易，原因有二，其一，目标国家不可能直接观察信号发送者的偏好；其二，信号机接收者知道信号发送者拥有隐藏其真实动机的意图。因此，国家总是会选择一种方式来使它们的信号显得更为可信。

        对国家发出的信号是否可信，存在三种理论解释：理性主义信号理论认为，昂贵信号会使那些发出错误信号的行动者会承担高成本，因为昂贵信号通过伪装与欺骗使得信号看起来可靠，但实际上往往是要付出较高成本的。悲观现实主义对于一个国家能够解其他国家的真实意图持怀疑态度，并假设其他国家拥有最坏的意图。信号感知综合模型则认为，消极偏见指的是人们倾向于更重视负面信息，而不是在处理各种信息时接受积极信息的心理现象。比如增加10美元并不会使人们感到高兴，但失去同样的数量会使他们感到烦恼。因此，人类对负面刺激比对正面刺激更敏感。

        根据这三种理论，Kim博士总结到理性主义模式中，昂贵的信息意味着可靠性，人们的意图也会因接收到信息而更新，当信息是廉价时意味着信息是不可靠的，人们的意图不会因为接收到信息而发生改变。在悲观现实主义模式中，昂贵或者廉价的信息都不会改变人们的意图。信息是昂贵的时候意味者不可靠性，人们的意图不会因此改变，信息廉价时也同样如此。在综合信号感知中，不同的行为会导致不同的模型，侵略行为会导致理性主义模型，和解行为会导致悲观现实模型，从而将以上两者纳入到一个框架之中。

        在阐释理论的基础上，Kim博士给出了一个实验，当美国政府需要就X国与美国同盟的领土争端发表立场时，美国政府会如何选择。盟国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与美国有着强大的外交关系，是主要的贸易伙伴。当X国与美国同盟一样强大时，X国会采取温良的行动，发出的信号由昂贵向廉价转移，逐渐撤销75%、5%的军队，到最后承诺和平解决争端。相反，当X国弱于美国及其同盟的联合势力时，X国会采取攻击性的手段，经常威胁在争端中使用武力，并逐渐增强军队部署到5%，75%。接下来Kim博士介绍了假设，在不同状态下（温良、控制、攻击），美国如何采取武力。

        关于此研究的不足，Kim博士认为，不应忽视政治意识形态与消极偏见的关联，美国的左翼与右翼倾向于在国家行为温良性时往往掩盖有关信号状态的信息。其次，自由派倾向于认为比保守派更加积极地采取侵略行动。而在外交政策的决定方面，保守派倾向于比自由派对侵略行为做出更多敌意的行动。

        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美国人在感知国家行为和做出有关国家信号的决策时存在着消极偏见，他们将其他国家的侵略行为作为他们怀有敌意的确凿证据，并怀疑和解姿态的可信度。国家行为的可信度取决于国家行为是否是良性或积极的，而不仅仅是信号的成本。这项研究也有助于研究安全困境，说明了不信任和怀疑可能加深的途径。这项研究的成果也让学者重新思考理性的概念，所谓的“竞争偏见”可能不仅仅是一些悲观学者所具有的，而是所有人都将其作为一种基础来处理他们的安全问题。同时，这项研究也说明了决策者在危机情况下可能面临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他们发现敌人有和平的意图，他们也可能试图使用武力。信任承诺是困难的，决策者不愿意发出可信的良性信息，而这会危及国家的安全，罕见的成功承诺的历史事件表明政治领导人在表达良性意图时一般面临严峻分歧。

    讲座在一片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CCPDS  张蓉 供稿；国务 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