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下午，由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2021年度主题演讲第2期在文科楼622室进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副院长王珏副教授以“政府干预与创新行为效果研究”为题，为在场师生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讲座。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行政系唐莉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王珏教授首先对当前学界关于政府干预的两种典型性观点——新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进行了讨论，指出现实中政府干预的政策都介于二者之间。

随后，王珏教授转入了对具体研究问题的讨论。王珏教授的研究聚焦于政府干预对于企业创业行为的影响，并通过新加坡和香港的案例进行比较。王珏教授指出，对新加坡和香港进行比较，是考虑到二者都曾作为殖民地，在城市经济、资源拥有度、人口构成等初始条件上具有可比性，而二者在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上存在明显差异，能够更好地展现出政府干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在具体的比较中，王珏教授采用了双重差分法，选取了美国专利局数据，以技术的重要性和技术复杂度作为因变量进行比较。在第一组对照中，王教授将新加坡和香港的本土企业作为干预组，新加坡和香港的外资企业作为对照组；在第二组对照中，王教授将新加坡本土企业作为干预组，将香港本土企业作为对照组。

通过对1980-1990年、1991-2005年以及2006年至今三个阶段的比较发现，在政府干预方面，新加坡的干预强度和资金投入很高，香港的干预则比较微弱，市场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更大。在创新产出方面，二者在90年代以后，都开始加速，但2000年后，新加坡增长率更高。在创新领域方面，新加坡的产出集中在政府规划的领域，香港的较为分散。在创新主体方面，新加坡的外资企业占比更高，本土企业更少，香港的本土和个人创新更多。

在对新加坡和香港的比较后，王珏教授进一步指出了政府干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政府干预促进了新加坡企业的发展，从技术重要性和技术复杂度方面都超过了同时期的香港。政府强干预带来的创新能力提升非常明显，产出数量增加迅速，本土企业发展快于外资企业。但也带了资源配置的问题，本土企业群体较小。与此同时，香港虽然没有强大的本土企业，但是小型的创新企业较多，创新文化更加活跃。总之，强政府干预会带来资源的过度集中，少干预或不干预则可能会使企业错过发展的机遇。

    讲座结束后，王珏教授与参与讲座的师生进行了热烈互动，对研究的具体方法、数据获取等其他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