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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政治学家米格代尔教授主讲“创造美国公众性”

发布时间: 2019-03-18     浏览次数: 1071

201936日下午,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2019年度主题演讲第2期(总第271期)在文科楼826举行。来自华盛顿大学的乔尔·米格代尔教授(Joel Migdal)以创造美国公众性(Creating American Public为主题做了报告。讲座由国务学院王正绪教授主持,826会议室座无虚席。陈树渠中心主任郭定平教授,国务学院曾庆捷副教授、左才副教授、胡鹏博士以及高研院王中原博士等多位学者与会。

王正绪教授首先介绍了米格代尔教授的学术背景。米格代尔教授于1972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师从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毕业后,先后任教于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大学、哈佛大学,并于1982年受邀加入华盛顿大学并执教至今。米格代尔教授有多本个人专著,其中三本已经翻译成中文:《农民、政治与革命》、《强社会与弱国家》以及《社会中的国家》。他最新的研究题目是美国公共领域的产生。米格代尔教授是国家理论,尤其是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他提出的“社会中的国家”理论突破了传统的国家观,打破了国家和社会的界限并将二者的互动纳入分析,提出了国家-社会相互赋权(mutual empowerment)和相互形构(mutual transformation)的概念,对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讲座中,米格代尔教授首先针对在标题中的“公共/公众(public)”给出了定义。他认为,在社会科学中存在很多带有“public”的词汇,但大部分都是用了其形容词含义,比如公共产品、公共利益、公共领域。在此,米格代尔教授引用了芭芭拉·乔丹(Babara Jordan,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入选美国众议院的南方黑人女性)在1976年民主党全国大会上的主旨演讲。她在这次演讲中警告了那时美国所面临的“碎片化”的风险,而其中一句相当关键的话是:“谁又能为公共利益代言(Who then will speak for the common good)?”乔丹这句话隐含着一个预设,即一个社会能够形成一种对于共同利益的共同理解,进而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便是,美国是否曾存在过这样的共同利益?谁是这样的共同利益中的一份子?今日美国是否还存在这样的共同利益?因此,“public”在这里所指的也正是最基层的国家共同体。

米格代尔教授指出,“public”有三个主要的特质。其一是其体现为种种规则(rules),有的明确、有的则隐晦而微妙,这些规则约束之下建构了一套“行为清单(behavioral repertoire)”,违背这些规则的行为则会受到相应惩罚;其二,“public”往往对社会总体福利抱有高度关注(concern of general welfare);其三,“public”隐含着一种边界(boundary),这种边界对其内意味着一种安全保障,然而对其外则意味着拒斥。并非所有人都能成为“public”的一份子,一些特定的人群将不会被认为“属于我的大众(belong to my public)”。

 这三个“public”的特质,都关系到民主制度的存续与质量。事实上自托克维尔的时代起,公众舆论都对美国政治和政府运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米格代尔教授认为这种影响在形形色色的非民主国家同样存在。

由此,米格代尔教授提出了他本次演讲的最核心问题——这些构成了“public”的规则是如何产生的呢?美国社会的陌生人们如何超越他们的差异,构成了美国的“公众”呢?

在展开论述前,米格代尔教授谈到了两种可能为社会带来冲突和动荡的因素。其一是“public”的边界性,米格代尔指出,任何规则都会在给某些人带来更多利益的同时给另一些人带来更多不利,这种围绕“public”边界所进行的利益分配往往成为冲突的根源;其二则是即便在“public”内部,也存在着各类微妙的、用以构成地位层级的规则和情境。

米格代尔教授引述了另外两种理论。其一来自琳恩·洛夫兰(Lynn Lofland),认为在某种交流中对仪式的尊重(Ritual Deference)意味着一个人对另一人“人格(Humanness)”的承认;其二则来自约翰·卡森(John Kasson),认为已经成型的社会行为准则往往对于制约民主发展、维持某种利益分配制度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这些作用至今还尚未为学人所熟识。

接着,米格代尔开始展开论述美国“public”的发展史。在十九世纪中叶的美国,最初拥有“美国人”这个标签的人群是“WASP”,即“白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新教徒”(当然可能还要加上“男性”),这种文化标签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亚历山大(Alexander)和斯梅尔瑟(Smelser)认为,美国社会中这种“霸权性”主流文化是不容辩驳的,唯一可以讨论的仅仅是移民是否能够坦然接受这一点。“WASP”们希望他们的大众规则被严格地限定在他们的人群之中,为此他们设立了各类私立大学和大学预科学校,用以确立这种规则在代际间的独占性。

然而这些规则却最终从WASP的群体中传播到非裔美国人和其他移民中。米格代尔教授认为,这主要是源于两个动因:战争和资本主义。

战争主要指内战和二战。在这两场战争中,改变主要发生在大后方而不是前线,因为战争的后勤需要彻底改变了美国社会的劳动力组织结构。在内战中,美国原有的高度地方性的生产被逐渐整合,在战争的需要面前逐渐锻造成一个全国性的生产体系,女性系统性地加入劳动大军,移民也大规模地参与了铁路、船只的制造。是谁推动了这些全国性的生产体系的组建呢?是身为“WASP”的大资本家们和他们的大公司。

内战结束后的四十年见证了美国一段极快的发展,“WASP”也开始以一种极其严格但却稳定的方式逐渐吸纳外人加入他们的“俱乐部”。首先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其次则是来自德国、奥地利的中欧人。但这是以一种“文明”而傲慢的方式,也就是外来加入者必须彻底地接受“俱乐部”通行的行为准则,如特定的衣着方式、特定的职业和习惯、特定的吃饭方式、特定的讲话口音、甚至特定的祈祷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匈牙利人、犹太人、俄罗斯人,乃至更往后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也逐渐“变成了白人”(唯一一个最终没有“变白”的人群就是非裔)。这些“加入了俱乐部”的“白人”成功地习得了种种社会准则、获得了进入哈佛和耶鲁、实现阶层跃升、成为“WASP”们承认的“美国公众”的一份子。

然而让“WASP”所意想不到的是,尽管移民们逐渐加入了“美国人”的俱乐部,但这些逐渐加入的移民却开始逐渐改变了原有的规则。米格代尔教授谈到了他在哈佛大学求学时所亲身经历的一个著名的案例。美国历史曾经是一门属于“WASP”、从来只关心“WASP”历史的学科,然而哈佛历史系第一位被雇佣从事美国历史研究的犹太裔教授,则成为了第一个浓墨重彩地书写美国移民群体历史的史学家,将这批游离于“美国人”边界上的群体拉入了当代人的视野中,彻底改变了职业历史学家研究美国历史的视野。类似地,第一批进入政治学或历史学的女性们也带着他们的独特视角,逐渐而彻底地改变了政治学和历史学的学科面貌。

如今,米格代尔教授在讲座的最后谈到,经济学家认为,一直到1995年前后美国的社会流动性仍然很高,那之后社会流动性开始减弱,更多人开始感受到向下流动。这种流动性的停滞开始在全社会造成严重的压力,正是在这种压力之下,在讲座开头所提及的芭芭拉·乔丹给出的质疑,正再一次成为困扰今日美国的重大问题。

在随后的互动交流环节,米格代尔教授还与在场的师生讨论了今日美国大公司所倡导的与“WASP”恰恰相反的多元文化、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反主流运动对族群包容的影响、“public”与“culture”的概念差异、族群包容与现代国家建构的关系、美国的“public”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媒体在“public”形成中的作用,以及除了战争和资本主义之外的其他可能影响“public”的因素。



(供稿:李俊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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