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25日下午，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2019年度主题演讲第7期（总第276期）在文科楼615举行。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Steve Chan教授以“修昔底德陷阱”的诠释之惑与鲜闻之义（More than One Trap: Problematic Interpretations and Overlooked Lessons from Thucydides's Trap）”为主题做了学术报告。报告会由任晓教授主持，国务学院的郭定平教授、吴澄秋教授、陈玉聃副教授、曾庆捷副教授、贺嘉洁博士以及来自美国普渡大学的访问学者Woods教授出席。
任晓教授首先介绍了Chan教授的学术背景。Chan教授是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政治学系的杰出教授。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如民主和平论、权力转移）和政治经济学（如发展型国家、经济制裁），并主要关注东亚地区。他著作颇丰，新近的一本专著即将由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出版。
Chan教授首先提及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关于“修昔底德陷阱”一书的主要观点。他认为修昔底德笔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源于雅典的崛起及所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并将这种历史模式类比到近现代并寻找到16次类似的“权力转移”，认为其中12次都以战争告终。他认为今日的中国就类似于历史上崛起中的雅典，与美国形成了战略上的竞争。由于历史总是一遍遍自我重复，而人则永远是国际体系中的“被囚禁者”，中美之间也有可能发生类似的战争，但应努力避免。
Chan教授认为，Allison的论述存在一个很大的逻辑问题，即他事实上建构了一个“权力转移”导致“战争”的单变量解释，并且几乎没有解释这一宏观关系在微观层面有何机制。“战争爆发”事实上除了“权力转移”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Allison所选择的这两个变量并不存在充分必要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Chan教授认为Allison的案例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cherry picking”。比如，中美参与朝鲜战争、中国经济总量超越英法日等就是两个未被纳入考虑的“缺少权力转移的战争”和“权力转移未导致战争”的案例。此外，他也没有考虑如美西战争这样的“霸权对衰落霸权”的案例，或太平洋战争、越南战争这样由弱国发起或承受的强弱之战，并对如日俄战争这样的两个崛起国的战争理解不足。并且，Allison对中美的角色分配也构成了一组讽刺——海权的、开放而民主的雅典成为了中国的意象，而陆权的、封闭而奴隶制的斯巴达却成了美国的意象。
Chan教授还认为，Allison对于许多历史材料中所展现的国家行为动机存在错误的理解。假如一国正在崛起，为何它不能继续等下去？事实上，恰恰是崛起国在竭力避免战争，譬如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斯大林治下的苏联和邓小平时代以来的中国。
这也正是为何今天的中国人十分关注“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话题——因为对于一个后发国而言，其最危险的时刻就是它正在追赶却还没追上的时候，因为在他前面的最强力者同时拥有能力和动机对其发起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21世纪之初，布什政府曾将对中国的遏制列入其政策重点——因为在苏联解体后，只有中国才有足够的“威胁”来证明美国庞大军事存在的合理性——当然“911”事件大幅度改变了布什政府的对外战略，也为美国军事存在提供了一个中国之外的理由。今天基地组织已然偃旗息鼓，而ISIS也丧失了在叙利亚的几乎全部“领土”，现在美国需要调转枪口，重新找到一个“dragon to slay”。事实上，尽管特朗普与佩洛西在几乎一切事务上都存在严重对立，但两党却几乎毫无疑义地在对华强硬上达成了共识，甚至攀比起强硬程度来。
评论人陈玉聃副教授首先回溯了“修昔底德陷阱”一说的渊源。“修昔底德陷阱”不是一个学术词汇，它最近的流行源于2012年左右的纽约时报和金融时报评论文章，经Allison加工和发扬后开始为人所熟悉，也在国内学术圈中流行起来。事实上，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位名为Herman Wouk的作者就使用过“修昔底德陷阱”一词，不过他当时的隐喻对象是美国和苏联，并且角色恰好相反——美国是雅典而苏联是斯巴达。相比这个隐喻，Allison这一新版的“修昔底德陷阱”则是糟糕得多的一个类比。
其次，陈玉聃副教授质疑了Allison阐发“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的意义。“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诚然是一个好概念，但并不适合以解释伯罗奔尼撒战争。另一方面，现有的“权力转移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已经足够解释当今国际体系的变迁了，又为何还要再发明一个“修昔底德陷阱”画蛇添足？
陈玉聃副教授进一步回到修昔底德的文本。最近这波“修昔底德陷阱”的流行中，最广为引用的一段原文是：“What made war inevitable was the growth of Athenian power and the fear which this caused in Sparta.”然而在原文中，修昔底德并未停止在这里，而是接着谈到了许多继而发生的偶然性事件，以及这些事件如何导向了战争。事实上，根据古典学的研究成果，在修昔底德的时代古希腊语并没有一个和“cause”接近的词，修昔底德也从不探寻历史事件的“cause”——他对历史寻求的解释事实上是在寻求“origin”这个概念，即梳理一种事件的源流与发展脉络，一种在变态形势下人、事与人性如何展开。修昔底德的论述过程也很少涉及现代人惯常谈到的各类客观条件，而更诉诸于一种“destine”，一种缘于人的观念中的“necessity”而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命运。
在随后的讨论环节中，在场师生还就“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宣传效应、“修昔底德陷阱”的时间轴、核武器对“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影响、进行历史分析时的材料选用困境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CCPDS 李俊达 供稿；国务 审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