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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副教授主讲“新时代中美日三边关系——新动态与新认知”

发布时间: 2019-06-13     浏览次数: 1020

  2019524日,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2019年度主题演讲第20期(总第289期)在文科楼622会议室举行。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国际关系学张云副教授发表了题为“新时代中美日三边关系——新动态与新认知”的主题演讲。讲座由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国务学院郭定平教授主持,国务学院包霞琴教授、陈树渠访问学者庆应大学林秀光教授也出席了讲座。

 郭定平教授首先介绍了张云副教授的学术背景。张云副教授先后获得北京大学法学(国际政治)博士学位和早稻田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现任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同时担任新潟大学国际化·留学统筹部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美日三边关系,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外交,亚太地区国际关系。著有五部专著,2017年出版最新专著“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 a Trilateral Context: Origins of Misperception”(中美日三边关系背景下的中日关系:误解的根源),并在国内外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本次讲座从认知与误认知的理论视角,基于中美日关系的实证研究,分析新时代中美日三边关系的新动态与新认知。

 首先,张云副教授提出几个问题。如何认识中美日新动态?中美间的不确定性很大,中日关系前几年接近冰点,现在急速升温,应该怎样看待这种变化?如何认识中美日三边关系背景下的中日关系?很多观点将中美关系形容为新冷战、修昔底德陷阱,将中日的急速接近归结为美国因素的影响。张云副教授认为,中美日新动态源于三方自我认知的新变化,中日关系改善中非美国因素的增加,今后三边关系动态将取决于新的认知平衡构建。


 接下来,张云副教授具体分析了中国、美国、日本在自我认知上的发展变化。新时代中国的自我认识是更加自信,这一认知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从中国梦与两个百年到三个自信,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抓住战略机遇期,从直面经济发展新常态到坚定宣誓跨越修昔底德和中等收入两个陷阱,这其中无处不透露着中国日益增长的自信。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制造2025这一主要由内因催生的目标也引发了美国等国家的误认知。“中国制造2025”的最终目标仍然是服务于国内供给侧改革的要求,是经济新常态下发展模式的转变,并不是同美国争霸。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28次提到“开放”,“开放”是当下中国话语的关键词之一。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美国却反复强调“保护”。从中也不难窥见,美国的自信正日益式微。特朗普上台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退出“巴黎协定”,在边境“建墙”。美国一直宣扬“吃亏论”、“脆弱论”。其本质是内部问题在外部找原因。美国民众对国内治理机制不信任,两党政治极化,共和党自身也在分裂,白宫出现解雇潮等。美国也正在面临着自我认知和自信的重建。

 张云副教授紧接着又将目光移到日本。2006-2012年,日本可谓内乱外弱,自我认知经历了痛苦转型,国家整体缺乏自信,更难言有大动作。2012年安倍晋三梅开二度,自民党内政安定,安倍经济学指导下长期停滞的日本经济略有起色,俯瞰地球仪外交硕果累累,日本的自信也随之而来。在2016年的外交蓝皮书中,日本将自身定位为“国际社会的安定势力”。外交上,日本大步走出去,积极展开全方位外交。内政上,尽管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认同不在,但社会稳定、高质量生活水准的大国认同出现。2013年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写道,“日本崇尚自由、民主、尊重基本人权和法治等普世价值。日本是经济强国,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高技术能力。日本的发展得益于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这些都向我们展示出一个更加自信的日本。随着日本自信的逐渐恢复,修宪的难度也在提高。修宪焦点更加模糊化、多样化,达成共识越来越不易。民众对修宪也持警戒的态度,很多人将其视为政治资源的浪费。在成为军事大国的问题上,张云副教授指出了日本政治与社会的乖离。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增长、集体自卫权解禁、武器出口三原则放宽,但年轻人对自卫队却愈加反感并拒绝加入。

 最后,张云副教授指出,中日自我认知和相互认知的重建是中日关系改善的根源。中国梦、美国梦、日本梦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塑造着中美日三边关系。安倍晋三希望日本发挥国际领导力,建设高质量的伙伴关系,始终坚持自由开放的战略;中国现在是改革开放的坚定支持者,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对于美国而言,则是重塑信心以及促进自我认知的良性转型。中日两国对于自身及对方国家的定位深刻影响着两国关系。乱世中,中日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国际作用,并且愿意发挥国际领导力为国际秩序重建做出贡献,但是“国际领导”这个词汇对中日来说仍然非常陌生。

 在讨论环节,包霞琴教授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中日关系发展的内在动能何在?如果中日关系回暖的根本推动力是美国因素,那么中日关系发展的可持续发展动力是什么?第二,在认知方面,中国对日本的认知经历了一系列变化,如大国、周边国家、中等国家等。日本对中国的认知也经历了巨大的转变。对于中国崛起最初存在着是接受还是遏制的争论,近几年,日本基本接受了中国已经崛起为大国的认识。基于这一判断,日本、欧洲和印度等集团力量的联合会不会成为美国之外的新兴力量?这种认知又会怎样影响日本对华政策,影响中日合作呢?第三,中日两国对于国际领导力意识的自觉。“共创东亚的未来”、“共创国际秩序”等提法频频见诸报端。中日如何携手应对乱世中的负面冲击?包老师认为,这是中日关系很有发展前景和挖掘潜力的方面,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即是有益的尝试。中国和日本是当前世界中内政比较稳定的两大力量。面对美国退出后的领导赤字,中日双方既有填补的意愿也有相应的实力。但中日间的合作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仍需要时间的考验。

 郭定平教授进一步提出,应该如何理解中日关系中非美国因素的增加?从目前来看,亚太地区局势的形成,恰恰是美国因素增加导致的。美国没有成为全球领导力反倒成了全球破坏力。逆全球化趋势抬头,国际领导力不是向前进,反而是在开倒车,国际合作渐渐退回到民族国家的范畴内。在这一大背景下,如何认识国际合作?如何认识中日合作?否则,国际领导力极易演变成强制排外的霸权主义。中国和日本都正在变得更加自信、自主、自立、自强。一方面,日本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继续推进“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在推进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上更具雄心。另一方面,随着中国自身实力的强大,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桎梏将逐渐减少,这从根本上将更加有利于中日关系的良性发展。


 讲座结束后,与会师生又进一步围绕自我认知的主体、美国自我认知与实际行动的割裂、日本对美国的认知变化、日本社会精英和民众的认知情况、衡量和分析认知程度的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热烈地探讨。

  

CCPDS  丛琬晶 供稿;国务 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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