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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敦仁教授主讲“韩国与台湾的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后果”

发布时间: 2017-02-21     浏览次数: 742

20161230日下午,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2016年度主题演讲第35期(总第175期)在文科楼725会议室举行。来自美国威廉玛丽学院的郑敦仁教授就“韩国与台湾的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后果”为题发表了演讲,复旦大学政治学系郭定平教授主持该讲座。


郭定平教授首先介绍了郑敦仁教授:郑敦仁教授博士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欧美学界、东亚学界都有很高的知名度,长期从事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与国际关系的研究。本次讲座,他将就“韩国与台湾的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后果”为题发表演讲,比较研究这两个发展型经济体之间的差异。


郑敦仁教授指出,长期以来,学界往往将东亚地区的发展归结为东亚模式,并以日本作为主要参照的对象。然而,韩国与台湾地区绝不是第二个日本,它们采取了不同的具体策略,因此需要进行区分和厘清。他认为,韩国与台湾地区分别代表了两个东亚模式的亚类型(sub-model)。不仅如此,在拉丁美洲、东南亚等其他发展型国家中都显现出这种不同的类型。韩国与台湾地区采用的发展路径不同,并造成了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后果。


作为比较研究的基础,韩国与台湾地区的经济腾飞无论是在基础条件上(Preconditions),还是在地缘战略与地缘经济上(Geostrategic and Geo-Economic)都具有很强的相似性。20世纪60年代起,两者都采取出口导向型发展策略,但是在策略的具体实施上却完全不同(Same Strategy, Two Approaches),具体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

1、诱因(Incentive)系统不一样:韩国政府运用金融体系(政府控制金融体系,给与企业家低利率贷款),台湾政府运用税负系统(通过较低税率促进企业生产)。

2、选定的代理人不一样:韩国通过大企业来担当代理人(给予少数大企业贷款),而台湾地区则是开放给了中小企业(表现好的企业都能获得赋税减免)。

3、对外资态度不一样:韩国在发展阶段限制了外资进入,由政府直接向外方借贷,并在韩国企业比较有竞争力之后再开放外资。台湾地区从一开始就选择了开放外资,并引导外资与中小企业相结合。

4、对工业地区规划不一样:韩国的工业区集中在仁川和大邱,促进了韩国工人的城市化与专业化。台湾地区则将工业区分散化,使得工人和农民两者身份互相结合

5、对总体经济管理不一样:韩国优先保证成长率,再治理通货膨胀。而台湾地区首先治理通货膨胀,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成长率。


由于上述具体实施策略上的差异,造成了韩国与台湾地区在政治与经济模式上的不同:

在企业的模式上,出现了韩国的章鱼模式与台湾的小虾米模式,即韩国由大财团占主导地位,而台湾地区则以中小企业为主。韩国企业死亡率很低,并且能够一直扩张,大企业越做越强;台湾企业出生率和死亡率很高,中小企业竞争激烈。

韩国的工人与工会集中在同一工业区,有利于工人阶级内部的联合,使得其力量非常强大;台湾地区的工人同时又具有农民身份,其阶级力量不强。

韩国统治者认为,代理人越少,越容易对其进行控制(尽管存在一定的代理人成本)。但是这一手法,可能会造成企业势力过大反而超过政府,并形成企业间的卡特尔欺骗授权人。而台湾模式则不需要监督代理人,相互间的竞争导致其生产效率更高,更快速地对市场情况作出反应,比较平等地赋予每个人机会。

尽管韩国与台湾地区在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率很高,但是韩国的通货膨胀率相对较高,基尼系数也很高,外债负担也比较大。韩国的大企业更能够适应全球竞争,在市场中谋得一席之地;而台湾地区的中小企业只能当老二,永远不能创造品牌、占领市场。

在政治过程中,尽管韩国与台湾地区都经历了民主化,但是由于韩国工人势力的强大,形成了大企业白领、大劳工阶层与学生之间的三方同盟,在民主化过程中呈现出了较强的对抗性;相比较之下,台湾地区的民主化过程要温和得多。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模式所采用的金融政策呈现出了很大的风险,对韩国造成了极大伤害,而台湾模式则在金融风险的控制上做得较好。

   在自贸区谈判过程中,韩国模式使得大企业在自由贸易竞争中占据了很大优势,而台湾模式几乎不存在谈判筹码。



(CCPDS 徐杨 供稿; 国务 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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