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19日，来自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阿尼尔•蒂欧拉利卡尔（Anil Deolalikar）教授、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受邀来访复旦大学，在文科楼725室作了题为《发展中亚洲的赋权与公共服务供给》的讲座。唐莉教授主持了讲座。

    Deolalikar教授在发展经济学与国际组织研究中颇有建树，已出版五部著作并发表了七十余篇论文。此次的演讲内容主要源自其2015年出版的《Governance in Developing Asia: Public Service Delivery and Empowerment》一书，探讨了有关善治与赋权对公共产品供给的作用。

Deolalikar认为公共服务供给是治理的第一线。全球民意调查显示，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民众更倾向于将公共服务的供给作为政府治理的指标。一些诸如乡村教师干私活、吃空饷与农村卫生站中医生索贿的现象使民众对政府运转产生不满。善治等同于公共服务的提供与质量，政府合法性取决于公共服务的水平。以中国为例，越低的政府层级其民众满意度也越低，这部分可由基层政府负有直接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来解释。与中央政府的缺乏交流导致了对中央政府的浪漫化，而与基层政府公共服务绩效的不足引发了不满。治理的很多其他因素，例如政府效能、透明度、腐败、法制等，也通过公共服务供给得以体现。所以公共服务供给是衡量广义治理的一个很好指标。

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取得了显著改善。经济增长使政府财政收入提高，因此能够为公共服务投入更多，公共服务供给因此得到扩展；家庭收入的提高也使服务的私人供给增加。与其他地区对比，在亚洲健康和教育服务的增加带来了健康和教育成果的巨大改善。但同时，亚洲国家之间在公共服务可及性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很多国家穷人无法得到平等的公共服务，这意味着利益集中在富裕阶层，从而持续产生分配上的差异性。

对公民和社区进行赋权，以此对政府和服务供应者施压，使其对服务供给负责，这是改善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途径。赋权的概念是从阿马蒂亚﹒森的权利、权益和能力的框架中提出的。赋权能使公民和社区让国家对基本服务的供给负责。作为客户的公民同样有可能通过对服务提供者直接行使客户权力来影响公共服务的质量。赋权可以通过几种机制来实现：以权利为基础的权益，参与式绩效监测，以及信息通讯技术。报告总结，赋权在提升治理水平中的关键是，根据民众的需求进行赋权。希望被赋权的公民将对国家施压，要求得到更好的公共服务，这反过来又会迫使国家提供更好的服务。然而，面对这些变革的压力，官僚体制只以一种临时性的、不情愿的方式回应压力。官僚体制在运作方式上并未发生根本性的行政转型。要想实现这种转型，或许所需的是以激励结构为导向的大规模的政府行政变革，以此为公务员和公共服务供给者提供激励，从而改善服务供给质量。

（CCPDS 夏屿 供稿；国务 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