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8日，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中心年度主题演讲第20期于文科楼615会议室成功举行。本次演讲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李巍教授主讲，演讲主题为“美国经济国家主义的思想渊源”。李巍教授在演讲中深入探讨了美国经济思想光谱中藏匿于经济自由主义后的经济国家主义思想。讲座由复旦大学国务学院青年副研究员银培萩老师主持，吸引了众多师生参加。
1. 美国自由主义神话叙事与产业战略
一直以来，社会科学界存在着关于美国自由主义神话的强大叙事，无论是在托克维尔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还是埃里克·方纳的论著《美国自由的故事》，抑或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等非常重要的文献和著作都试图证明，美国是一个自由主义国家。换言之，在各种学术著作和教科书中不断出现着以三权分立，小政府、大市场，弱国家、强社会，以及法治政府和私人产权这4个原则为基本特征的自由主义美国。但是李巍教授观察到的现实却是拜登政府正在全面推进产业战略，对内实行产业政策，对外实行产业外交。从美国发动贸易战以来，美国的诸多行为毫无疑问都违背了市场原则及其自由主义叙事。李巍老师认为，美国正在经历一个新的“大转型”，即从推动市场在全球的扩张转型为强化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
基于以上观察，李巍老师进一步追问：美国为何能够如此娴熟地在内外两个维度复兴国家力量？换言之，作为自由主义国家的代表，美国为何能够快速地对经济进行干预，并且迅速地将自己的话语体系进行转换？通过研究，李巍老师认为，危机是塑造国家-社会/市场关系的主要力量，即巨大的危机使得安全的诉求不断突出，进而需要一个“利维坦”的出现来应对危机。这种危机主要表现为国家安全危机、经济发展危机和社会稳定危机三个方面。美国之所以长期以来保持着对市场和社会的偏向是因为美国作为地缘政治环境最好的霸权国家，相对其他国家来说较少感受到巨大的危机。
2. 早期国家制度与政策之争
李巍教授认为，在讨论美国国家主义的渊源时，必须要追溯到建国时期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之间的辩论，他们二者作为美国建国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对于美国的政治制度建构和政治思想传承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政治思想领域，杰斐逊认为权力应当集中在民众手中，而汉密尔顿则认为权力应当集中在联邦，其本质是对于权力集中和权力分散的辩论。在经济思想领域，二者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国家是否应当干预经济上，汉密尔顿希望建立强大的工商业以及用于支持制造业的国家银行，而杰斐逊则希望美国以农业立国，实行低关税以确保农场主的收益。在外交思想领域，汉密尔顿主张同英国友好，而杰斐逊则主张承认法国革命政府。
在实际的美国早期国家制度建设阶段，以杰斐逊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取得了胜利。建国之初，美国的联邦政府相对弱小，没有稳定的中央银行，并且国家财政能力较为虚弱，重大项目只能依靠私人金融市场来融资，没有系统性的产业政策。但是源自英国的重商主义传统也成为了美国隐藏的经济国家主义的思想渊源之一。
3. 强国家的出现与华盛顿共识
在漫长的19世纪里，美国一直呈现出“弱国家”的特征。然而，到了20世纪初，随着以西奥多·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富兰克林·罗斯福为代表的强势总统的崛起，美国开始了第二轮国家建设，一个“强国家”在美国开始出现。
李巍老师认为，美国从“弱国家”向“强国家”的转变是由于国内外一系列危机的产生。在国内层面，工业化、城市化和垄断化的快速发展使得联邦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社会治理挑战。这些变化使得政府难以有效地应对不断复杂化的社会问题；同时，在国际层面，由于总统的弱势，美国无法有力地开展对外政治和军事活动。内外两方面的危机促使美国式经济国家主义的出现。国家开始对劳资关系进行干预、对市场竞争进行管理、对金融市场进行监管、对经济周期进行调节。此外，政府也开始加强社会福利并积极介入科技创新。在联邦政府和国家制度层面，为了应对这些变化，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商务部、劳工部、国际贸易委员会、国家科技委员会等部门先后成立。这些机构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美国从“弱国家”向“强国家”的转变，也反映了政府在应对社会变革和推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对于美国的第二轮国家建设，李巍教授指出，德国的国家主义传统在多大程度上对美国构成影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德国的思想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和马克斯·韦伯都对国家作用和现代官僚制度有着非常深刻的论述，而且德国的俾斯麦也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制度的主要构建者，德国在19世纪下半叶无论是在政治还是经济两个方面都成功践行了国家主义的思想。因此，需要在英国重商主义传统之外，关注德国国家主义如何影响了美国，这是美国经济国家主义的另外一个思想源头。
但在上世纪70年代，由于政府过度干预抑制了市场力量，导致经济发展受阻。这一时期，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开始兴起，强调市场自由、私有化和减少政府干预。在美国，“里根经济学”的推出代表了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开始，通过抑制通胀、放松管制和削减预算来推动经济发展。李巍老师指出，这一新自由主义浪潮随着计划经济和极权体制的崩溃、中国改革带来的经济奇迹、东亚模式和日本经济泡沫的产生以及美国模式的扩张在上世纪90年代达到了高潮。
李巍老师指出，上世纪90年代是全球化和自由秩序的高潮时期。这一时期的全球化进程加速，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跨国公司的影响力也逐渐扩大。这主要归因于多个因素的综合作用。首先，计划经济和极权体制的崩溃为市场经济和民主化进程开辟了道路，许多国家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其次，中国改革开放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奇迹，成为了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此外，美国模式的扩张也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许多国家借鉴了美国的经验进行了经济改革。自由秩序的高潮则进一步强化了美国自由主义的叙事，构建了美国自由主义国家的神话。
4. 美国的“大转型”：新华盛顿共识的提出
随着国际格局的转变，美国在享受了多年的霸权红利后在当下面临了新的挑战。沙利文宛如新时代的汉密尔顿，在2023年4月于布鲁金斯学会的演讲中提到，为了重振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国应当达成“新华盛顿共识”，即将国内经济政策与其全球安全议程相结合。沙利文指出，美国目前面临：（1）本土产业基础被掏空；（2）安全竞争影响经济发展；（3）清洁能源转型压力加大；（4）经济不平等正在威胁民主。为了重新恢复美国国力，美国需要：（1）利用现代产业战略培育国内产业生态；（2）与盟伴结合构建有韧性的技术工业基础；（3）超越传统贸易协定构建新型国际经济关系；（4）加强对新兴国家的基建投资；（5）采用“小院高墙”策略保护美国的基础技术。
但李巍老师认为，由于缺乏引航机构以及政府和国家内部的分裂，美国推行产业政策非常困难，所以美国必然会进一步利用国际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三个方面的安全威胁，来强化国家动员力量，进而重构美国竞争优势，护持霸权地位。
这一经济国家主义思想在实践上存在着两条线索：对内表现为以产业政策复兴美国，对外为通过联盟外交竞赢中国。在国内方面，美国以明显的多数分别通过了《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在对外的经济联盟外交方面，美国分别从全球、区域以及双边三个层面以多样化的伙伴关系和双/多边对话构建遏制中国的经济联盟。
李巍老师总结道，美国的“新华盛顿共识”本质上代表着经济国家主义在美国的大规模回归。华盛顿的执政精英们认为，应该通过实施产业政策和开展国际经济外交来应对美国当前所面临的危机。
在问答环节，参与讲座的师生与李巍教授一同探讨了一系列相关问题。银培萩老师对整个讲座进行了总结，并对李巍老师的精彩演讲表示了由衷的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