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6日下午，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2017年度主题演讲第29期（总第206期）在文科楼826会议室举行。来自芝加哥大学的赵鼎新教授就“时间性、历史和智慧”为题发表了演讲，复旦大学政治学系陈明明教授主持该讲座。
赵鼎新教授指出，每个人都存在于时间之中，但是个人对时间的感知、研究者对时间的把握存在不同，因此时间是对人类社会研究中的重要变量。时间逻辑与结构逻辑，作为人类存在的两大基本逻辑，需要在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下形成两者的统一。
赵鼎新教授分别批判了当前西方社会科学对历史和时间的四种态度：
（1）没有时间的横向历史比较。集中表现为巴林顿·摩尔、斯考切波、彭慕兰的比较研究。在这部分研究中，时间本身并不存在意义，而仅仅是为社会结构与相应的机制所服务，无法形成时间逻辑与结构逻辑的统一。因此，这些研究可能忽略了更为重要的其他结构与机制，忽略了行动者的策略与判断等能动性要素。
（2）固定时间的纵向历史研究。集中表现为某些政治文化与制度的研究，强调某些在时间变化过程中不变的要素。这类研究忽视了为什么偏偏是这一种要素被传承了下来？它又依靠什么制度得到维持和传承？甚至，很多所谓的“传承”不过是假传承，是因为人类在面对这一事件上的选择有限，而不约而同地只能选择这一选项。
（3）进步时间下的历史研究。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科学主义等等，都暗含了进步主义的道德假设，假定历史的进程一定会对人类带向美好的未来，而这些理论只是被拿来论证美好世界的正确性。这种假设存在根本上的错误，因为人类社会并不永远是“进步”的，从而在一厢情愿中带来灾难。
（4）无规律性时间下庆祝多样性的历史研究。认为历史不存在进步也没有目的，每一个历史都是它自身的历史。这批学者会强调历史人物、历史转折点、历史事件等等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从而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和各种进步史观，积累了大量的知识。但是知识的累积只会使得人类对时间的理解日益破碎，造成了一个只长知识不长智慧，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年代。根本上来说，既然历史没有规律，那么学术研究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
在这些批判的基础上，赵鼎新教授指出：历史虽然没有终极目标，但是却还是有规律的。他重点介绍了以下两种时间：
（1）积累型发展时间。由军事竞争与经济竞争所促进的工具理性的发展，会在竞争的过程中带来社会积累性发展。由于这两类竞争在输赢准则上的清晰，从而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与方向。而竞争激烈的程度，则将决定积累发展的速度。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类积累性发展，并不是所谓的“进步”，不具有正面意义。尤其是人们往往会倾向于通过某种意识形态来解释这一积累发展，实则两者之间并无任何关系，更不能证明某种意识形态的正确性。意识形态的影响与转变，只能通过强制性力量的应用来达成。
（2）作为中国本体的道家时间和历史智慧。道家时间的关键在于转化和否定，而不是螺旋式发展的“否定之否定”。既然没有“否定之否定”，历史也就没有终极目标和意义。道家时间就像是一幅太极图，它没有终极目标和意义、但却是有规律的和不断转化的。在对西方科学很熟悉的今天，我们可以把道家的时间观看作是一个对社会机制在时间过程中作用方式变化规律的具有高度智慧的总结。道家的时间本体论很容易与社会机制结合而发展为社会科学理论，因为它背后是如下的一个涵盖性法则（covering law)：任何性质的社会组织和思想，随着它变的强大，削弱它的力量的社会机制也会变的越来越重要。
需要指出的是，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循环论，而需要注重分析背后的机制。在分析社会科学范式交替变化的原因时，赵鼎新教授认为社会科学范式的背后不仅仅是一些客观事实，而且是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人的看问题的方法，并且每一看法都是误区和事实的混合。因此，一旦一种观念在社会上或者在学术圈盛行时，它都会引发两个导致事物走向反面的机制：
（1）在社会上，一种观念一旦在社会上取得优势，无论是跟随者还是机会主义分子都会不遗余力地把这一观念在思想和实践层面做大。其结果就是不断显露和放大这一观念的误区，所带来的负面（甚至是灾害性的）后果反倒“证明”了其它观念的“正确”。
（2）在学术圈内，某一观念一旦占领了学术市场，无论是它的跟随者还是跟风者也都会不遗余力地把围绕着这一观念的研究做到极致。学术与经验事实的关系越来越不切合，从而为其它观念和理论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最为可悲的，但是却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场合就是主流社会观念和主流学术观念的合流，学术在这时就会降为权力的附庸和帮凶。在历史上，这种场合带来的总是灾难，古今中外，无不如此。但是，由于以上的两个机制的约束，人类几乎是不可能从中真正吸取教训。
尽管这一结论有些悲观，但是赵鼎新教授强调了时间观是超出既有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方向。尤其是对中国人而言，道家的时间除了学术意义外还有更多的智慧意义，它可以促使我们以更加平和的、非零和的心态来看待世界和自己，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
（CCPDS 徐杨 供稿；国务 审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