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3日上午，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2017年度主题演讲第32期（总第209期）在文科楼615会议室举行。来自乔治·华盛顿大学的Stephen Kaplan教授就“长期资本的崛起：中国投资在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影响”为题发表了演讲，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郑宇教授主持该讲座。Kaplan教授长期耕耘于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拉丁美洲研究，在本次讲座中，他检视了中国投资在拉丁美洲所起到的政治经济影响。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资本大举进入拉丁美洲。通过国家开发银行以及中国进出口银行作为政策工具，承载了中国的“走出去”大战略。主要目的包括以下方面：（1）取代以货币贬值为工具的出口促进战略；（2）为中国企业提供国际贷款和投资机会；（3）扩展交易对象、供应商与劳动力；（4）开拓新的出口市场以应对美国的衰退；（5）改善获取原材料和能源的途径；（6）缓解国内基础设施、建筑、钢铁、能源等方面的产能过剩；（7）帮助发展中国家并扩展全球影响力。与此同时，中国的投资还呈现出以下特点：（1）贷款条件较松，区分于西方投资严格的政策约束；（2）不干涉投资国内政；（3）贷款主要是通过未来的商品交易或与中国企业合作作为担保。

 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资本由此成为了西方资本的替代性选择。尤其是，以中国政府为主导的资本投资是一项长期投资，从而区别于西方以市场为导向的投资，中国投资更注重长期效益并拥有更高的风险容忍度。因此，Kaplan教授的研究兴趣在于，中国的长期投资对当地的政府治理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Kaplan教授选择了阿根廷、巴西、厄瓜多尔以及委内瑞拉作为案例，做了不同案例间的比较研究。

 在委内瑞拉，中国投资采用了“国家对国家模式”，直接通过中国—委内瑞拉基金会发放贷款。自2008年以来，中国每年向委内瑞拉提供的贷款平均为190亿美元，占该国对外融资总额的近一半。然而，查韦斯政府在金融危机所造成的政府收入锐减情况下，却并未缩减其政府开支。不仅造成政府的财务危机，同时导致国有企业的大规模扩张，为如今的大规模通胀与商品短缺埋下了祸根。

 在巴西，中国投资采用了非“国家对国家模式”，而主要是通过私人系统进行投资。巴西平均获得了超过120亿美元的中国贷款，约占其外部融资总额的12%，但是，几乎没有任何投资直接流入中央政府。尽管在微观上可能通过国有银行的信贷来补贴消费者和企业，但巴西政府通过市场化的融资手段，保持了预算上的大体平衡。

 而在阿根廷和厄瓜多尔，中国的投资同样引起了短时间内的公共支出扩张。在阿根廷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在厄瓜多尔的影响相对较大。

 通过对这些案例进行了比较分析之后，Kaplan教授将其纳入到了一个定量模型中，进一步研究中国投资与当地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他发现，拉丁美洲国家可以从中国融资中获得更大程度的财政操作性，帮助避免在经济低迷时期通货紧缩的市场压力。在短时间内，这样的财政刺激可以获得不错的经济增长，但是其实际运用仍然取决于当地政府的意愿与治理能力，尤其是当地政府对投资的应用是否良好。一旦这些投资不被谨慎对待，则可能造成当地国家更高的债权风险。

 对于中国政府而言，这样的长期投资注重长期收益以及对原材料和资源的进口。尤其是在国内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对外投资有利于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出口，帮助提升南南合作能力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从而提升外交影响力。主要的拉丁美洲国家与市场，也将中国的投资视为长期复兴的战略投资，特别是提升基础设施能力。

（CCPDS 徐杨 供稿；国务 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