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7日下午，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2017年度主题演讲第42期（总第219期）在文科楼615会议室举行。来自康涅狄格大学的马克·罗宾斯教授以“理解公民对税收与支出的偏好”为题发表演讲。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公共行政系的张平博士主持该讲座。
张平博士首先介绍了马克·罗宾斯教授的学术背景。罗宾斯教授是康涅狄格大学公共政策系主任，其研究与教学领域主要包括公共预算与财政，重点关注公民对税收、支出和公共债务的偏好，同时担任政府财政官员协会债务委员会的技术顾问、国家公共事务与管理学校联合会的同行评议与认可委员会委员、政府会计标准协会政府会计标准建议委员会委员，并代表预算与财政管理委员会。
讲座伊始，马克·罗宾斯教授介绍了公民与政府之间存在的认知间隔。一方面，公民缺乏对政府运作的了解；另一方面，政府官员对公民的期望缺乏了解。被动识别公民需要公共产品和服务是很困难的，而问题在于决策者往往只能猜测何种服务水平会让公众满意。同时，公民往往不知道政府如何运作，或者政府是否实现了他们关心的结果。简言之，公民不能确定他们对服务的偏好，部分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些服务是什么，以及如何衡量。要填补这个空白我们可以将公民参与的努力与重要的绩效评估结合起来。马克·罗宾斯教授介绍了某项研究税收和支出偏好与住宅位置的决策。政府使用人口普查数据确定所有60岁及以上的人口在美国各州的流动情况，发现大多数人在任何特定的时期都不动，然而数以百万计的人显示在移动，这些行动向我们提供了有关他们的偏好和偏好的强度信息。税收结构和靠近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影响移动的重要因素。
接着，马克·罗宾斯教授就投票问题和公民参与机制进行探讨。在选举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候选人的偏好由意识形态、党派认同、经济利益决定，但是候选人的反税偏好很难从其他因素中分离出来。在公民投票研究中，预算投票的税收和财政支持是良好指标，其中服务用途是重要的决定因素。在此基础上，马克·罗宾斯教授指出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分析现有的公民参与机制过程。我们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公共管理者听谁的？管理者将如何听这些意见？公民参与的必要性是什么？当我们谈论公民每天讨论的话题时，什么是最重要的？社会大多数人所要求获得的服务，并不往往意味着决策者应该把所有的资源分配到该处。政府需要的是利用某种程序来收集有效信息，然后对信息进行管理。在收集公民信息的途径上，马克·罗宾斯教授认为，公开听证会、咨询委员会、公民机构、公民调查、公民论坛、公民陪审团、公民小组等机构各有长处和短处，但通常从这些渠道获得的信息用处并不大。目前研究者已经开发其他方法来改善研究效果，如用概率抽样来保证代表性、纳入公民的审议、学习和反思等。马克·罗宾斯教授补充道，在参与机制中，使用体验是满足和支持的决定因素，这些因素使公民采取以下三种措施：（1）公民寻求高质量的服务，对提供者这些服务的政府表示高度满意；（2）公民寻求改善服务反对削减服务；（3）公民寻求更低的税收；（4）面临诸多无约束的选择时通常不作出选择；（5）公民通常会主动选择合理的税收和支出组合分配。
而后，马克·罗宾斯教授深入分析现有的税收问题。在一项税收与消费偏好调查中，研究员通过控制各组知道的价格信息，随机将受访者分成三组，即一组不知道任何信息，一组仅知道家庭税中位数价格，另一组知道特定计税价格。研究者询问他们在城镇预算平衡上的策略。研究人员发现不同组别有不同的税收策略，第二组支持降低昂贵的服务税收，增加图书馆等公共服务税收。随后，马克·罗宾斯教授就美国的“税收”框架效应进行了介绍，并强调民意调查是避税问题中所使用的重要手段，通常由媒体赞助并用于选举官员的公开辩论。在规避税收的问题上，McCaffery和Baron在2003年通过一项实验测试发现某种“税收”政策的调动会影响人们对它的态度，这种态度可以从主客体两种属性进行预测。马克·罗宾斯教授在此提出一个疑问：公民减少赤字的偏好是否受到“税收”框架效应的影响？根据调查结果显示，“税收”框架影响公民在赤字减少上的偏好，即公民厌恶税收，税收减少导致赤字减少，进而影响赤字减少偏好。
最后，马克·罗宾斯教授简要介绍了2017年正在开展的一项在债券问题上的公民投票研究。该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和其他项目相比，债券的税收优惠更受公民欢迎？研究样本是盖洛普民意调查中的4000名不同国家选民，研究方式是对总金额、增税语言表述、中位数加税效应和增税效应进行数据回归操作。其中具体的操作是将选民分成5组：第1组是对照组，仅被提供债券销售金额和用途；第2组在第1组的基础上附加赞成票意味着财产税增加的表述；第3组在第1组的基础上附加税率预期增加量的表述；第4组在第1组的基础上附加平均家庭的纳税额预计增加量的表述；第5组在第1组的基础上附加通过债券收益的表述。需要指出的是，该研究仍处于进行阶段，其研究结果仍有日可期。
（CCPDS 汪思余 供稿；国务 审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