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5日下午，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2014年度主题演讲第27期（总第99期）在复旦大学文科楼725室举行。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阿米塔夫•阿卡亚（Amitav Archarya）教授以“Avoiding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中译：“避免对亚洲霸权的争夺”)为题发表了演讲。此次演讲由国务学院教授唐世平教授主持，由国务学院陈志敏教授评论。讲座伊始，唐世平教授简单介绍了阿卡亚教授及学术背景，随后，阿卡亚教授开始演讲。
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近来，很多研究和评论将当今世界比作一百年前的世界，有一些研究甚至将2014年的亚洲比作是1914年的欧洲，认为正像一百年前的德国在争夺对欧洲的霸权一样，当今的中国在争夺对亚洲的霸权。
针对这种论点，阿卡亚教授做出了反驳。他认为，对于亚洲国际关系格局未来走向的预测主要有这么几种。其一，无政府状态。这种观点认为，亚洲将处于一种纯粹的无政府，认为亚洲会处于一种多极的状态下，各个主要大国互相敌对会造成体系的崩溃。这种观点是最为典型的将当代亚洲比作1914年的欧洲的观点，认为在欧洲发生的悲剧将会发生在亚洲。其二，势力均衡状态。这种观点认为，美国及其盟友会同中国将在亚洲形成势力均衡，进而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和俄罗斯在亚洲形成大国一致，形成“亚洲协调”，共同管理亚洲事务。其三，共同体状态。这种观点认为，在东南亚国家联盟引导下的国际制度会促成一个亚洲共同体的出现。其四，等级制状态。这种观点认为，在中国的领导和优势下会出现一个稳定的、温和的地区秩序，回到亚洲之前的朝贡体系的状态。其五，霸权主导状态。这种观点认为中国会如美国一样，提出自己版本的“门罗主义”，排除美国、日本、印度以及其他的崛起大国，以保证自己在地区的主导和霸权。
阿卡亚教授，逐一反驳了以上观点。对于无政府状态的观点，他认为2014年的亚洲与1914年的欧洲不具有可比性，当时的欧洲固然存有相互依赖，但是仅仅体现在贸易这一个层次。当今，亚洲存有的相互依赖是多层次的，包括贸易、投资、金融等等领域，其依赖程度更甚于那时的欧洲。现在的亚洲比起一百年前的欧洲有自己的地区安全机制，且核武器的出现使得战争成为了不可想象的选项，故而不会出现对整个体系有崩塌性影响的威胁。针对势力均衡观点，阿卡亚教授认为，虽然在亚洲势力正在出现，但在亚洲不可能出现“亚洲协调”或者中美共治，因为集体霸权在历史上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行的了。针对共同体状态，他认为由于大国之间缺少信任，这种情况也不可能出现。针对等级制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不可能回到过去重塑朝贡体系，因为世界的联系正在变得日益紧密，而朝贡体系作为一种在相对隔离的国际政治环境中的较为松散的制度安排不能够满足现有的需求。针对霸权主导的观点，他认为美国在北美享有绝对优势，但是中国如果要在亚洲建立霸权就要排除美国、日本和印度，而这很难实现。
随后，阿卡亚教授提出了自己对于未来亚洲的地区秩序的设想，他认为亚洲首先不会出现威胁体系稳定的动乱因素，不可能出现欧洲1914年的状态，相反，相比于1950年代动荡的亚洲，今天的亚洲所存在的稳定因素更多。首先，当今亚洲的众多国家都由1950年代的威权国家转向了民主国家，且亚洲国家并不以威权—民主的意识形态分野为界限组成集团对抗。其次，亚洲各国在当今奉行开放的资本主义政策，而非之前的经济民族主义，这促使相互依赖进一步加深。最后，在1950年代的亚洲，各国的安全仰赖于美国货苏联，建立双边的安全机制以保障自身。当今的亚洲奉行以东盟为轴心的多边主义的安全机制，东盟作为小国联盟，不可能形成北约和华约一样的强大军事集团。
阿卡亚教授认为未来的亚洲的会出现一种全新的安全格局——协商的安全秩序，其主要有这么几个要素：其一，相互依赖。随着亚洲经济的开放与发展，其相互依赖程度已经很深了。其二，势力平衡。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巨大势力优势正在削弱，而中国的崛起所意味的并非与美国争夺霸权，而是使得亚洲的势力趋向于平衡。其三，国际机制。这一机制建立在以东盟为轴心的多变机制上。东盟没有什么实力，但是他们是中心，而大国在建立安全体制上面没有成功，都承认了东盟的重要性。这促使和保障了多边平衡。其四，大国克制。大国对自身的行为进行克制与约束，尤其是在与地区的小国发生争议时，对自我的行为进行克制。这一特点符合亚洲所特有的文化，并被近代之前的亚洲国际关系历史所证明。而中国作为地区的领头国家，在经济上的领先，并不意味着其想要争夺霸权，相反中国在各方面都表现出了极好的自我克制与约束。
综上，阿卡亚教授认为亚洲在未来不会出现威胁整个地区稳定的动荡，更不会像1914年的欧洲陷入全面战争，而是能够维持稳定的和平状态。
演讲结束后，陈志敏教授针对协商的安全秩序的构想提出了疑问，他询问“协商”作为解决国内民主的手段，如何拓展到国际政治中。阿卡亚教授做了简短的回应，认为协商在亚洲的传统土壤中时可以发展到国际政治领域的，重申了他对于自己理论的信心。
（CCPDS 周思勰供稿；国务审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