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16日下午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2014年度主题演讲第32期（总第103期）在文科楼725举行，曾任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及系主任、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现为香港教育学院亚洲及政策研究系的香港社会研究讲座教授吕大乐教授作了题为“这么近，那么远：机会结构之转变与期望的落差”的主题演讲，国务学院副院长陈周旺教授主持讲座。

讲座伊始，吕大乐解释了选题涵义，香港与内地在空间距离上很近，但据此就轻易下结论认为香港人一定能够在内地得到机会并不符实，这点可以从统计数据中得到一定的证明。

作为导言，吕大乐教授首先强调了，尽管香港作为一个全球化城市，但它与其他同类城市不尽相同，所不同之处在于香港是有边界的。一国两制限制了香港和周边地区，如和深圳，之间的资源自由流动，乃至区域融合进程。目前，学界的全球化讨论偏向重视流动，如大前研一所提出的无边界世界就认为各种活动于全球游走，边界的作用不断减弱。Robert Reich研究了“我们”这一概念在全球化影响下的改变；Leslie Sklair则提出了跨国家资本主义阶级（transnational caplitalist class）的概念，认为在全球化浪潮下，国家不应该成为一个研究单位，资产阶级已经成为一个跨国的阶级；Andreotti等学者提出了“离地城市中上阶级（a dis-embedded urban upper middle class）”的概念。跨国流动中得益者究竟为谁，这种优势又该如何维持？以及在日益频繁的跨境活动中，利益格局出现了什么变化？这正是研究希望能作出解释的问题。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颁布至今已有20多年，这20多年却是中国大陆经历剧变的关键时期，种种社会转变带来的冲击，如人口的流动、“经济回归”、生活圈的变化、新的宏观环境及其影响等，这些都已经超出了当时的预见和规划。

随后，吕教授从经济和人口两个角度具体分析了香港回归近20年来机会结构的转变。

在经济方面，香港回归一方面对内地的改革开放有所贡献，同时也受惠于内地所释放的力量。首先，回归解决了当时香港产业的瓶颈，工厂得以迁移到珠三角，令产业维持劳动密集，且得以扩大生产规模。而香港本地的经济则转为以服务为主，形成前店后厂的布局。然而，香港厂商拓展跨界生产之后，却未形成一个一体化的区域经济。其次，厂商迁厂到珠三角，得以利用当地资源，然而由于两地在社会服务和经济水平有明显差异，因而尽管有50多万港人在内地居住或长期逗留，但其中37%继续使用香港提供的社会服务，而将内地作为退休养老生活空间的期望也难以实现。因此，内地对于香港而言，仅仅是抽象的空间，停留于规划的概念，尚能满足资本的流动，而实际空间格局的变化很有限。

其次，随着中港两地联系的加强，香港受惠于内地的经济腾飞，但需求集中于商业服务、旅游业及其它服务业，虽然创造了一定的机会，却不如期望。从统计数据我们不难发现，在内地工作的香港居民数量于2008年开始逐年减少；职业方面，专家和商业管理人才占大部分，且数量稳步增长，其它职业人数占比较少，且人数逐年下降；年龄方面，40岁以上人群已经占了在内地工作的香港居民总人数的七成以上，总体来看，香港居民在内地工作的年龄中位数为47岁，这个数值从2004年之后呈现出直线上升的趋势。

上述资金的广泛流动和人的有限流动之间的差距皆源于香港的边界特性。香港与珠三角的区域整合至今更多的是以企业和投资为单位，而在生活层面上，香港的空间布局未有突破。香港在这方面的突破不单单是一个“内交”的问题，更多在于突破自由经济下政府奉行不干预的角色，以及规划和管治的视野。就跨境活动带来的机会结构转变而言，这种机会并非对全民开放，相较而言，高职位、高学历人士分享的机会更多，而其他人士并不一定能够分享成果。另一方面的转变在于中产阶级的分化，在地中产和离地中产之间在激励制度和利益分配方面的差异很大。鉴此，特区管理面临着更多的新挑战，比如如何将内地的机会转化为个人可控的机会？如何为更多年轻人提供机会？未来的香港要怎样转型？

演讲结束后，在场的学生们积极提问，与吕大乐教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问题包括香港阶级变化、基本法的修改、香港法制建设等，吕教授一一作了回应。

（CCPDS 庄思慧 供稿；国务 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