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18日，由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年度主题演讲第4期（总第373期）于文科楼615会议室成功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续添教授以“从对象的‘历史’到方法的‘历史’：社会科学研究‘历史转向’的实践思考”为题发表学术演讲。讲座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周旺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郭定平、汪仕凯教授等众多师生参加。
引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以历史政治学的兴起为主要标志，中国社科学界出现“历史转向”趋势，引发了持续性的热烈讨论，并推动着各个学科的学术发展。本研究拟以历史政治学为例，以整个社会科学为基本观照，探讨社会科学研究如何从以“历史”为对象转向以“历史”为方法，分析其缘由、路径及意义，实现历史和理论结合、时间和结构互嵌，建构科学性和历史性相统一的历史社会科学何以成为其研究转向的必由之路。
一、社会科学研究“历史转向”的现实需要和实践挑战
（一）何谓“历史转向”
社会科学的“历史转向”并非回归历史学，而是指社会科学研究深入历史，从历史学中汲取知识养分与方法，形成融合历史学的研究范式。其核心在于运用历史思维和方法，实现理论与历史的深度结合，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自主性与创新性。
（二）“历史转向”的时代驱动和现实需要
“历史转向”并非新现象，而是社会科学与历史学长期互动的体现。20世纪上半叶，历史社会学在欧美的兴起被形容为战后学术的“凤凰的涅槃”和“从灰烬中复出”。近年来，中国历史政治学的兴起同样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国民族复兴进入关键阶段，如何回应“世界之问”与“中国之问”成为时代课题。社会科学研究必须立足历史，将现实置于世界与中国的大历史中考察，才能把握变革本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推动中华现代文明发展。因此，“历史转向”既是时代驱动的必然，也是学术发展的现实需求。
总而言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走入历史，是历史和时代赋予的新职任，是客观上的时代驱动和主观上的现实需要。
（三）“历史转向”的学术路径和实践挑战
1、学术路径：以历史政治学为例
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路径包括思想史、制度史、政治史和综合史，但仅沿袭传统路径并不足够。真正的“历史转向”需要“大历史观”，即在宏观历史场域中考察研究对象，形成理论概括，而非简单套用既有框架。
2、实践挑战：三个层面
首先，历史学科的挑战。历史学与其他学科联系紧密，但社会科学研究者难以真正深入历史研究，面临学科方法的差异。
其次，“历史”内涵的挑战。以往研究多将“历史”视为材料来源，而忽视其作为思维与方法的意义。全面理解“历史”内涵，尤其是历史思维和方法，才能实现真正的“历史转向”。
最后，“转向”主体的自我挑战。当前许多学者历史知识匮乏，历史感薄弱，甚至远离历史。这一现象源于单科治学与过度科学化的倾向。“历史转向”需补足历史素养，培养历史思维，从中国与世界历史的比较中提炼理论。
因此，“历史”补课、历史思维和方法的补课就成为必须。对于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必须重视历史训练，吸收历史智慧，才能真正实现“历史转向”，推动学术创新。
二、对象“历史”的两重内涵及其对历史政治学研究具体展开的意义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对象“历史”包含两种形式：一是以历史为借助对象，二是以历史为研究对象。这两种状态代表了研究走入历史的不同深度和层次。
（一）“历史”作为借助对象的含义
作为借助对象的历史，主要指研究中对历史学成果的引用和运用。具体包括三个方面：对基础历史知识的借用；对历史研究中已整理史料的转引；以及对历史研究结论的借鉴。这种借助往往停留在表层引用层面。
（二）“历史”作为借助对象对社会科学研究“历史转向”的意义
从研究范式看，这标志着社会科学开始初步结合历史元素。在研究作品方面，历史社会科学的特征开始显现。杨光斌《历史政治学》等规范研究作品中的历史含量较低且较为抽象，而经验研究作品则更注重具体历史问题。后者又可细分为三类：主要借助概括性历史事实的；包含自主研究的微观历史事实的；以及将历史真正作为研究方法的。这类研究在历史与理论的结合上尚属有限，原创性多体现在理论层面而非历史分析。
（三）“历史”作为研究对象的含义
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强调研究者直接面对历史现象开展研究。这包括三个方面：自主挖掘和运用的一手历史文献；自主重建的历史事实；自主的历史认识。
（四）“历史”作为研究对象对社会科学研究“历史转向”的意义
这种研究标志着“历史转向”的深化，实现了“走进历史深处并从中走出”的研究境界。在研究作品上呈现出明显的跨学科特征，打破了传统学科壁垒，实现了知识与方法的真正融合。在历史与理论的关系上，不仅实现了历史学的“论从史出”，更将之与社会科学的理论建构相结合，形成了更具深度的研究成果。
三、方法“历史”的两重内涵及其对历史政治学研究具体展开的意义
方法“历史”包含作为操作方法和思维方法两种形式，这是推进历史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对“以历史为对象”的超越，凸显了方法论意义。
（一）“历史”作为操作方法的含义
作为操作方法的历史主要指历史研究的外在实践方法，包括对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鉴别和运用等手段。首先是以特定问题为导向搜集史料，这是研究的基础和难点；其次是对史料的整理鉴别，正如傅斯年强调的，“比较不同的史料”是关键；最后是通过史料运用进行历史书写。米尔斯指出，周详的社会研究都需要历史视野和充分运用史料。
（二）“历史”作为操作方法对社会科学研究“历史转向”的意义
历史操作方法是以处理文献资料为核心的综合性技术方法，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方法。从研究范式转换的基本定位上看，社会科学研究者掌握和运用历史操作方法，无疑标志着社会科学研究“历史转向”开始进入最高层次和最后阶段。
掌握历史操作方法的研究者能够产出以历史和现实为对象的学术作品，确立历史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历史与现实本质相通：研究历史就是研究过去的现实，研究现实就是研究当下的历史。这种方法拓展了研究者的自主空间，使其既能研究历史问题，又能弥补现实研究中直接观察法的局限。
历史操作方法通过处理材料展现历史的特殊性与普遍性、阶段性与连续性等辩证关系。但需注意的是，这种技术方法需要历史思维的内在支撑，是外在操作与内在思考的统一。唯有二者结合，才能真正实现历史研究的深度。
（三）“历史”作为思维方法的含义
1、历史思维：概念及其界定
历史思维是人类认识历史的能力、过程及其逻辑技术和思维结构。其中，逻辑技术指思考历史的理路和规则，思维结构则指认识历史的基本框架。
这一概念既与历史观、历史哲学等相联系，又具有更广泛的学术张力，能够统合并超越这些概念。历史思维通过历史观得以展现，而历史哲学则是对历史思维的理论化反思。在研究实践中，从操作方法到思维方法体现了从“方法学”到“方法论”的深化。
2、历史思维的三大认识论特性：
历史思维具有三大认识论特性：首先是客观认识论，强调历史及其认识的客观性，虽然这种客观性是相对的、变化的；其次是具体认识论，主张将问题置于特定历史范围分析，这一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和当代学界都得到提倡；最后是有限认识论，承认认识主体和认识本身的历史局限性，每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
（四）“历史”作为思维方法对社会科学研究“历史转向”的意义
首先，历史思维作为人类三大基本认识方法之一，与科学思维和哲学思维共同构成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认知工具。这些第一层次方法源于人类生产生活实践，是最基础的思维方式。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属于第二层次，必须建立在第一层次方法的基础之上才能有效运用。因此，要正确使用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者需要掌握至少两种基本认识方法，其中科学方法和历史方法尤为重要。
其次，历史思维为“历史转向”提供了“先求实后求是”的认知范式。柯林武德强调所有科学都基于事实，迈斯特则指出历史是实验性的政治，理论必须从验证的事实中推导。历史理性的严谨性在于它能追踪事实的发展过程，而非简单化约人类现象。
第三，历史思维为当下社会科学研究“历史转向”贡献了以理解为核心、充满活力的综合性思维方法。历史思维的核心在于理解人类社会现象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兼具宏观与微观视角。这种理解是动态的，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更新。历史研究最终要走向理论创造，将历史理解与社会科学的理论发展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历史思维的方法论价值，建立历史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
四、从对象的“历史”到方法的“历史”：社会科学研究“历史转向”的必由之路
第一，从以历史为对象到以历史为方法，是社会科学实现“历史转向”的必由之路。这一转向既是历史与理论相结合的过程，也是构建科学性与历史性相统一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路径。社会科学本质上与历史学一样，都是人类自我认知的系统知识。缺失历史维度的社会科学研究是不完整的，其科学性也会受到质疑。
第二，现代社会科学发展历程表明，历史与理论的结合始终是学术探索的重要方向。沃格林强调政治理论与历史的不可分割性，赫斯勒认为历史学与社会学思维的结合至今仍具价值，哈贝马斯则指出社会科学理论需要与历史阐述相适应。
第三，历史社会科学研究要实现历史与理论的有机融合：既要将概念置于历史语境中具体化，又要从历史变迁中提炼理论框架。这种双向互动体现了时间与结构的相互嵌入。
第四，归根结底，研究范式是由研究方法所决定的。“历史学是一切社会科学的重要基础”最根本的意蕴是其方法论地位，历史思维是社会科学研究“历史转向”的根本指南。
最后，陈周旺老师感谢了王续添教授的分享，并对讲座进行了总结。王续添老师同与会的师生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交流，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