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2日，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中心年度主题演讲第3期于文科楼615会议室成功举行。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总会廉政分会会长何增科教授以“早期国家与政治文明的多样性”为主题发表学术演讲。何增科教授在其演讲中，以“早期国家”为核心议题，从理论特征、发展趋势以及现实意义等多个角度，深入探讨了早期国家与当代世界政治文明多样性之间的联系。复旦大学国务学院郭定平教授主持本次讲座，吸引众多师生参加。
一、引言
国家的出现被视为文明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正如婴儿逐渐成长为成熟的成年人一样，国家的发展同样经历了从早期形态到成熟国家的连续演变过程。深入探究早期国家的历史与特点，对于我们理解和分析当下国际局势的复杂多变、不同文明间的相互融合与冲突对抗，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何增科教授在本次讲座中通过七个理论问题和三个案例分析全面呈现了他对于早期国家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七个理论问题分别是：什么是早期国家？为什么要研究早期国家？早期国家从何而来？早期国家如何形成？早期国家有什么特征？早期国家向何处去？为什么不同的早期国家命运迥异？三个案例分别是古埃及、古希腊罗马和古代中国，逐个探索其启示与政治遗产。
二、什么是早期国家
何增科教授首先从“早期国家”这一关键概念切入，他指出“早期国家”（Early state）这个概念最早由荷兰学者亨利·克赖森（Henry Claessen）等学者提出。早期国家的概念是为了从国家的动态发展过程角度来考察前国家政治系统向早期国家以及早期国家向成熟国家的演进问题，并在这个过程中分析早期国家与前国家政治组织的联系和区别及其特征问题。早期国家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初始的早期国家、典型的早期国家和过渡形态的早期国家，这是一种成长的国家观。而从过渡形态的早期国家进一步向前演化就会成长为成熟国家或充分发展了的国家。概括来讲，即是从“非国家政治组织”到“早期国家”再到“成熟国家”的动态演进过程。根据“国家三要素是否具备”、“行政官僚机构的发育程度”、“其他国家对其最高统治权的承认”、“居民共同组成一种情感化的礼俗社会，拥有共同民族性的自觉意识”以及“国家成员共同参与的责任和义务的分配和共享”此五种要素的发展程度，可以将国家性的成长与国家化进程划分为动态的低中高三个阶段。
三、为什么要研究早期国家
何增科教授指出，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塞维斯提出了具有创新意义的“酋邦”理论。该理论阐释了社会结构从无阶级和剥削的原始社会向存在阶级和剥削的等级社会的转变，被形象地称为“惊险一跃”。塞维斯的理论补充并发展了早期人类学家摩尔根关于原始社会向国家过渡的理论，明确指出在部落和国家之间存在着多种“早期国家”的过渡形态。这也印证了何增科教授所强调的为何要研究早期国家的意义，即更好地理解人类早期政治发展及其影响，更好地理解国家的本质及其职能的“二重性”以及更好地预测未来文明中心和主导国家形态的兴替。
四、早期国家的缘起与形成
关于早期国家如何形成，何增科教授提出了以下四个条件：社会格局（一定的人口，领土的肥沃度，剩余产品的出现）、经济因素（再分配、基础设施建设及相关管理者的出现）、意识形态（合法性论证）以及政治组织（已有政治组织的传播效应）。人口的增长使得额外的社会管理措施成为必要，更大的社会群体的出现使得更为复杂的政府的出现不可避免。人口增长还会导致人口压力，引发食物危机，刺激抢劫行为，影响居民贡赋数量，从而引发战争或战争威胁，这些反过来又会催生更有力的领导者和组织。人口压力也可能会刺激生产改进，生活富足，催生更复杂的政府机构。关于领土，领土肥沃度与人口密度的增加，导致生产的发展和剩余品的增加，使政府的运转有了必要保障。社会分层也是在人口大量增长的情况下出现的。在和平自处状态下，随着丰饶的土地上住满居民，越来越多的同宗分支亲属不得不迁徙到贫瘠地区居住，相同年龄和性别的人们获取生存资料的权利悄然分化。在氏族战争之后，征服者成为分层社会中的上层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也是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因素。意识形态是影响人们行为方式的一系列具有连贯性的观念。在早期国家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思想意识之间有重叠的区域——前者提供保护、法律、秩序，后者通过缴纳赋税等向前者提供商品和服务。早期国家的合法性有赖于这种互惠的意识形态。当统治者履行管理职能时，被统治阶级缴纳贡赋也成为义务。对一定程度的服从的要求使得统治者发展出针对少数不服从者的强制性权力不可避免。拥有强制性的权力使得国家的形成朝前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更进一步，何教授指出国家形成存在四种不同的路径：管理型国家、压迫型国家、军事型国家和征服型国家。管理型国家起源于整合与管理功能造就专职领导和管理者，追求统治权的垄断与世袭；压迫型国家起源于阶级分化和冲突，分层社会形成，借助国家保护私人财富，控制内部冲突；军事型国家起源于应对战争和战争威胁，军事首领转化为政治统治者，军事组织亦用于和平时期维护治安等；征服型国家起源于结盟与征服，为扩张权力而实行军事扩张，分封和赏赐以笼络追随者，中心对外围进行控制。
五、早期国家特征及去往何处
随后，何增科教授从“贸易和市场发育程度”、“重要职位的继承方式”、“土地私有制”、“官员薪俸”、“司法系统发育程度”以及“税收系统的发育程度”对初始的早期国家、典型的早期国家和过渡性的早期国家的核心特征进行总体描述。在详细阐述了涵盖政治分层、政治制度、信仰系统和外部竞合关系等复杂互动的国家形态演进的动力机制之后，何教授进一步以国家性程度的诸多基本要素为衡量标准，提出早期国家在疆域面积、人口数量、官僚机构和政府职能部门的完善程度等多方面将沿着动力机制共同作用于国家性程度。在这一国家化进程中其国家性会随着各要素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后期趋于成熟。其国家规模将逐渐趋于大型化和帝国化、国家管理将形成规范的等级组织化，在政体上出现两种不同的演进趋势即君主制政体和民主制政体，而两种政体又会延伸出各自的变体。
六、为什么不同的早期国家命运迥异
纵观历史，一部分早期国家进化为成熟国家，但也存在一部分早期国家停滞、衰落和崩溃。在理解两种不同的进化差异上，何增科教授指出：在国家化进程的演进趋势中，其政治组织从前国家政治制度向政治国家的进化，既是经济社会分化和复杂化的结果，又是众多政治组织彼此竞争中一些关键的政治行动者主动选择重组自身社会政治组织的结果。因此并非所有的早期国家都能走完不同发展阶段而成功演进为成熟国家，要把握住早期国家的环境适应性和演进潜力的差异，只有那些善于适应新的环境，及时主动做出变革的早期国家才能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并不断向前发展。
七、古埃及、古希腊罗马和古代中国的启示
何增科教授从政治历史现实角度出发，比较了古中国和古希腊、古罗马等早期国家形态差异及其对现实政治的不同影响。何教授认为，建立在城邦和公民社会的基础之上，以古希腊、古罗马为代表的早期国家，其政治文明贡献了“保护私有财产”等现代商法和民法制度的核心思想，但也遗留了对外扩张的强大军国主义传统，这些都与其早期国家以城邦为基础等特点息息相关。而以夏商周和秦汉为代表的古中国，则在远早于西方古代国家时期就已完成了大一统。这些决定着中国政治文明与西方政治文明不同，中国古代文明中几乎没有军国主义传统，且在世俗上有着宗教宽容的悠久历史，在政治和思想上以家国同构和独尊儒术为其显要特征。但古中国政治文明也带来了官本位和思想发展迟缓封闭等缺陷。因此，何教授强调，没有哪一种政治文明可以堪称完美，早期国家的发展趋势也不是直线式进步，中间都经历了漫长的曲折历程。现代文明国家只有互惠合作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与繁荣，而非零和博弈。
八、问答环节
其一，关于成熟国家的标准，何增科教授提出，目前尚不存在理论化的标准，更多的要从国家发展的要素来判断国家发展是否成熟，如政权的发育程度以及官僚管理的发育程度，要根据中国的历史发展动态灵活地判断成熟国家的标准。
其二，关于古希腊城邦保护神的历史意义，何增科教授指出在希腊城邦晚期，科学繁荣发展，城邦公民更多关注自身的精神世界，此时城邦保护神对城邦公民的积极意蕴逐渐下降，但神与宗教依然是城邦重要的权威来源。
其三，关于古埃及、古代希腊罗马、古巴比伦三大古文明灭亡后所在疆域后续的国家是如何发展与演进的，何教授指出，要从历史演变、进化的角度对国家发展进行全面准确的理解，关注到渐变的深层因素、突变的革命因素以及相对保守的历史遗产。
最后，郭定平教授对何增科教授的演讲进行了总结，感谢何教授的精彩讲演和各位老师同学的积极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