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23日，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年度主题演讲第6期（总第375期）在文科楼615会议室成功举行。英国巴斯大学国际发展专业孙一先副教授受邀以“中国绿色软实力”为主题发表学术演讲。讲座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薄燕教授主持，吸引了众多师生积极参与。 

一、“绿色软实力”的概念构建

随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由被动转为主动，一些研究者开始在环境政治学领域中讨论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地位的崛起。毋庸置疑，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在国内，中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解决了一系列环境污染问题；国际上，中国积极开展环境合作，例如推动通过《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同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清洁技术强国，清洁能源技术投资占比近全球总额的50%，在太阳能等产业链的产能占比达到全球总额的很高比例。

然而，关于全球环境治理的现有研究仍然存在一些缺失空白：第一，对当今“全球环境政治权力转移”这一现象的理论化不足，尤其是在讨论环境议题与更广泛的政治影响之间的关联方面。第二，过度聚焦以国家为中心的方法，忽视了跨国治理系统的复杂性和越来越多新的行为体正在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第三，多数研究停留在宏观层面（如环境外交），缺乏基于细致数据的分析。由此，孙一先老师提出以下研究问题：中国为何试图成为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全球环境治理的领导者？中国的各类行为体如何设想并实践这种绿色领导角色？在什么条件下，中国主导的环境合作能推动各地区的可持续转型？

孙一先老师以“软实力”（soft power）作为切入点构建理论。该概念最早由约瑟夫·奈提出，意指国家不通过强制命令而通过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等非强制手段实现对他国的影响或控制。曼纳斯在之后提出“规范性权力”（normative power）的概念，强调大国政治不再仅仅需要物质性力量，而更多采取思想与文化领域的规范扩散。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们从社会化层面理解权力，重视规范、观念及其与实践的互动。

回到环境领域，尽管由于环境政治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属于“低政治”而在国际关系/政治学领域中很少引发关注，但是这一认知在当代语境下已被颠覆：“人类”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已难以成立，人类世（Anthropocene）已然到来，环境变化越来越影响到人类和各物种的生存。因此，环境政治已经不局限于环境领域，还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的方方面面，制定环境政策需要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来审视它所产生的影响。因此，环境政治开始和“高政治”紧密结合，研究者们开始思考环境政治中的权力问题。例如，布赞与法克纳提出的“环境权力”（environmental power）概念，指的是国家在环境治理领域通过提供思想引领或创新领导力来设定国际议程或塑造谈判结果的能力。

在过往研究的基础上，孙一先老师进一步提出“绿色软实力”（green soft power）的概念，将其定义为环境行动对于行为体的影响力或吸引他人合作的能力。

首先，“绿色软实力”概念存在以下特征：（1）主体多元性，不仅适用于国家，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也使其成为绿色软实力的实践主体。（2）“绿色”的主观性，对“绿色”的界定存在主观争议（例如：核电是否属于绿色技术？）。（3）“软”的复合性，虽区别于强制手段，但仍可能与经济、安全等领域产生关联（如气候援助附带经贸条件）。（4）权力的关系性，难以量化，需通过环境行动与行为体间互动的关系来考察。

其次，受到物质利益与社会规范共同推动，“绿色软实力”有三大相互交织的动因：（1）经济动因，即可持续发展转型带来的实质性收益（如新能源产业的优势）；（2）政治动因，即气候行动带来的声誉红利（或消极应对的声誉代价）；（3）规范动因，即在全球环境治理公共品供给方面需承担责任（源于广泛认可的环境管理规范）。

再次，“绿色软实力”的具体实践形式可以从活动类型（对话、规则制定、能力建设、知识生产）、实施层级（双边、多边、跨国）和作用渠道（信息、正式/非正式制度、经济、直接行动）三个维度进行区分。

通过提出“绿色软实力”的概念并将其应用于对中国全球环境治理的理解之中，孙一先老师旨在回答以下问题：（1）解析中国主导的环境治理倡议在全球不同制度层面和领域的兴起与影响；（2）揭示中国在全球环境政治中的多维角色及其对全球南方可持续发展转型的启示；（3）整合世界各区域专家视角，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 

二、中国“绿色软实力”几何？——中国全球环境领导力（CGEL）数据库

为了更好地衡量中国“绿色软实力”，孙一先老师带领团队建立了中国全球环境领导力（China Global Environmental Leadership, CGEL）数据库。

为了克服“绿色软实力”概念宽泛而难以量化的问题，孙一先老师使用来自中国的行为体所主导的环境议题治理倡议作为代理指标（分析单位=治理倡议）衡量中国的“绿色软实力”。其中，“治理”被定义为旨在引导或实施行动以实现特定公共目标的制度化安排。环境议题治理倡议需具备以下三个条件：治理需要有实际行动而非空谈；治理隐含权威性，即对外施加影响力；出现在现有环境治理相关数据之中。举例而言，中国号召推广“绿色一带一路”不被视为“绿色软实力”，但是主导建立“绿色一带一路国际发展联盟”及在其中的一些具体工作可被视为“绿色软实力”；同样地，中国号召推广绿色金融不被视为“绿色软实力”，而在G20之中主导建立“可持续金融工作组”被视为“绿色软实力”。

在“绿色软实力”进行操作化后，孙一先老师领导团队基于现有数据库和专家知识进行数据准备、编码和确认，建立起中国全球环境领导力（CGEL）数据库。该数据库是首个关于中国主导环境治理的细颗粒度数据库，系统追踪来自中国的不同行为体在跨境环境治理中的实践，为研究中国“绿色软实力”提供实证基础。该数据库总共收录了2000年以来由中国政府和非国家行为体主导的226个治理倡议案例，设置27个变量（包括名称、成立年份、治理层级、地理范围、针对的环境问题、倡议功能、中方主导的行为体、国际联合主导方、目标与计划等）捕捉每个治理倡议的关键信息。

孙一先老师对数据库中捕捉到中国“绿色软实力”的趋势进行概述：第一，从时间范围来看，中国在双边环境合作框架中的主导作用显著增强，由国内非政府行为体推动的跨境环境治理合作项目也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尽管由中国主导的多边环境治理合作仍然很少，但是也出现了如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多边合作。第二，从合作的地理范围来看，中国主导的环境治理倡议在2000年代中期以前仍然局限于亚洲和欧洲，但是自2010年代后期以来已经逐渐向整个世界扩散。尽管从数量来看，治理倡议仍以发达国家为主。第三，涉及的议题领域主要有气候变化、水资源和能源三大议题。第四，从治理倡议的功能来看，信息交流和对话、规则和标准制定在治理倡议中的占比较高，而由非政府行为体所主导的治理倡议中，科研合作和技术传播占比相对突出。第五，从主导的行为体性质来看，官方部门仍然占主导，并且生态环境部以外的其他官方部门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而在非政府行为体中，高校和科研机构占比很高。

最后，孙一先老师对中国“绿色软实力”的情况进行总结。中国在主导跨境环境治理方面的努力日益增多，尽管国家行为体仍发挥着核心推动作用，但治理模式已显现出新的趋势：（1）更具全球雄心的跨国治理实践增多；（2）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高校和科研机构）及不同政府部门的参与度提升；（3）对气候变化议题的关注持续增强；（4）能力建设与科学合作成为重点。

讲座结束后，薄燕老师对孙一先老师的精彩分享表示感谢，并对讲座进行了总结。与会的师生们围绕讲座内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孙一先副教授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讲座在充满学术氛围的互动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