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28日晚，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2015年度主题演讲第07期（总第111期）在复旦大学文科楼615室举行。日本早稻田大学唐亮教授以“初始条件与政治转型模式——兼论中国民主建设的前景”为题发表了精彩的演讲。此次演讲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郭定平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郭定平教授简单介绍了唐亮教授及其学术背景，并愉快地回忆起了他们之前的学术交流经历。

唐亮教授首先提到了现行的政治转型理论，他认为主要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政治转型期，指民主化运动和旧体制的解体。针对这一时期的理论重视政治力学，而这一时期的转型模式主要有颠覆、替代和延续。第二阶段为民主政治巩固期，针对这一时期的研究焦点在于民主制的内涵、制度设计以及国际支援，其中对于制度设计尤为重视。唐亮教授认为，当今西方转型理论有一个特点，就是民主制万能论，认为民主化越快越好，越早越好，他们重视民主化战略，却无视或轻视软着陆的条件和成本。

唐亮教授认为应当重视转型的成本和民主的品质。民主化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需要付出成本的，实现民主政治的优良品质是需要很高条件的。他认为以最小的代价实现体制转型，并在转型后实现民主政治的稳定、高品质更是一个好东西。唐亮教授通过民主化第三次浪潮的经验和教训，来总结民主化的途径和模式，并为未来中国的政治发展提出建议。

唐亮教授认为政治转型成本的主要指标有：国家的统一；流血事件和冲突的暴力程度；政局的稳定程度；社会秩序是否稳定；民主政治的效能。他总结了三种转型的模式：硬着陆、软着陆和中间道路。苏联的解体和前苏联加盟国的的转型就是硬着陆的典型代表，在这一模式中，俄罗斯作为苏联的最大继承者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政局混乱，发生了以车臣问题为代表的内战，更重要的是面临着经济的不景气。韩国和南欧国家的转型则经历的是软着陆，这种模式的特征是，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继续得到提高，社会秩序基本稳定，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有了根本的改善。而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转型则是一种介于软着陆和硬道路之间的中间模式。

唐亮教授认为应当关注民主政治的稳定和品质。民主政治是否安定的焦点在于规则和程序是否停止，这是当前西方学术研究的重点。近年来西方学者又聚焦于民主政治的品质，区分了“选举”的民主和“自由”的民主，是以政治宽容度，自由和权利的实现度为区分的。唐亮教授认为还应该重视民主政治的效能，注重政府的治理能力，是否能够满足民主的需求，是否能够有效地解决各种现实问题。

唐亮教授认为应该重视民主化的坏境和条件，比如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政治文化和政治意识，政治治理的制度化（比如印度所继承的英国殖民统治的制度遗产），市民社会以及政治反对派的组织和经验。唐亮教授认为这些都是民主化的初始条件，指出民主化的契机和民主化软着路是不一样的。民主化的契机更容易在贫穷国家产生，在贫穷的国家，社会冲突激烈，政治成为了一种零和游戏，而制度化水平比较低，发生危机的可能更大。而软着陆的要求比较高，需要有市场经济的框架，经济发展水平要达到中等发展国家以上，中产阶级庞大，政府治理能力强，市民社会比较成熟。可以发现经济发展程度越高，民主化的品质越高。

唐亮教授列举了针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比如李普塞特认为经济发展，产业化和程式化促进了学历高，信息获取能力强和具有高度政治意识的中产阶级的成长，并因为导致了民主化要求的扩大。唐亮教授总结说，中产阶级成长为社会的主流之后，社会就有了较多的理性，贫富差距小，社会同质化高。而矛盾的缓和以及斗争形势的温和化使得妥协的意愿和能力上升。当今的阿拉伯之春的民主化却是一种遇到经济危机之后，社会要求解决问题的一种手段，可以说是一种消极的、被动的、手段型的民主。

唐亮教授总结说，现在应当在民主化转型理论中，加入对第三阶段的研究，即对于民主化基本建设期的研究，他认为应当尽力创造民主化软着陆，民主政治成熟化的条件。他认为政治现代化应该三步走：优先发展经济，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并举、民主化。

唐亮教授最后展望了中国之后的政治现代化进程。过去30年来，中国建设了较好的民主化的基础设施，使得经济得到了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制度改革和治理能力得到了提高。

（CCPDS 周思勰供稿；国务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