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18日，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2015年度主题演讲10期（总第114期）在复旦大学文科楼725室举行。薛凤旋教授以“‘一带一路’所代表的新经济策略对我国经济与城市发展的影响”为题发表了精彩的演讲。此次演讲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扶松茂副教授主持。                                    

    首先，薛凤旋教授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简要的回顾。薛教授认为，改革开放初期，粗放的劳动密集型经济带动了沿海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镇化的新空间局面的形成，即沿海发展与西部发展拉大距离。同时，沿海城市人口增长最快，长三角、京津唐、珠三角这三大城市群区域尤甚。薛凤旋教授认为，1979年之后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可以说是以三个城市群为主要力量的发展，其背后的动力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国家领导人邓小平高瞻远瞩，调动了全世界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力量，包括香港、台湾在内的各方面力量参与到中国外向型的经济建设，创造了世界奇迹。

    薛凤旋教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全球经济大转移的概念。薛教授认为1980-1990年代是第一次全球经济大转移时期。西方国家通过资金、原材料、技术投进落后国家，并且开放他们自己国家的市场，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和低增值工业转移到了第三世界。这一经济转移带来的影响首先是开创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但最终发扬光大的是中国。因为亚洲四小龙的资源、人口毕竟有限，没有中国那么有利。因此，经过第一次全球经济大转移之后，中国得以崛起，成为低档消费品的世界工厂，基础设施建设也得到很快发展，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基础。同时，大量乡镇劳工向城市转移形成沿海三大城市群，出现低档次的、不可持续的半城市化，同时造成偏向东部沿海，而中西部落后的局面。在薛教授看来，第一次全球经济大转移成为了“一带一路”的奠基。

    薛凤旋教授随后提出了“一带一路”的背因是全球经济危机及“第二次经济大转移”。第二次全球经济大转移的原因包括：20年来我国利用了全球化以高速发展；中国的软实力——勤劳和节俭带来的高储蓄率；体制和政策的积极作用——即政府强有力的集中和动员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及最后一点国内庞大的市场、人才和良好的基础建设。薛教授认为中国有规模经济的优势。庞大的内需市场使得国内产业培养起了巨大的竞争优势，从而为外需市场奠定基础，如高铁、飞机等行业都可以解释这一点。

    薛凤旋教授指出，第一次全球经济大转移的结果是，中国成为了低档消费品的世界工厂。第二次全球经济大转移的方向是：中国成为资本和技术密集、资本性及耐用消费品的主要生产者和出口国，金融及第三产业大国。而且不是从西方搬过来，而是中国自己发展起来。

    薛凤旋教授指出，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引擎的原因在于内地市场和经济规模。中国促使工业继续深化，出现世界级高增值、资本密集的重工业和化工业，以及现代机械工业，环保工业和新能源工业崛起，金融业和高档服务业扩大。

    薛教授通过中国在汽车工业、民用飞机、高铁、和金融业等高档第三产业这四个方面的具体分析，展示了中国在作为全球经济引擎所取得的成就和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奠定的基础。薛教授以高铁为例指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优势在于技术自有，成本更低，体系性生产，建工期短，而且因为财力充足可以以多种形式支持交易达成。

    薛教授指出，一带一路沿线几十个国家具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是同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多有密切相关；二是沿线这些国家的整体经济水平还不错，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其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好，有巨大发展潜力；三是这些国家在政治倾向上较为中立，有些比较偏向中国；四时在经济体系构成方面的有所缺憾，可以接受中国的部分产能转移。

    最后，薛凤旋教授对一带一路建设在国内城市的新型建设发展思路上做了简单介绍和展望。

（CCPDS  施含宇 供稿；国务 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