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28日上午，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2015年度主题演讲第19期（总第123期）在文科楼725室举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任剑涛教授以“崛起中国的国际理念：融入‘世界’，抑或重启‘天下’？”为题做了主题演讲，国关学院臧志军教授主持讲座。
首先，任剑涛教授阐述了讲座主题的由来，即如今的中国究竟应该怎样面对国际社会？这方面的讨论最近非常热闹，尤其是大陆新儒家津津乐道于“新天下主义”。但一个明显的事实却是，今天的中国在自己的国家话语和国际话语上同时面临着紧张。仅就国际话语建构而言，随着中国GDP的增长，以及一带一路的布局，我们在国际上开展跨国的经济、政治行动时，却有一个很明显的滞后事实，那就是国际话语没有跟上。比如最近十到十五年，西方一直在指责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而我们到现在都没能做出回应。
那么，中国今天究竟应该建立怎样的国际话语呢？于是，任剑涛教授提出了讲座的论题：崛起中国的国际理念：融入“世界”，抑或重启“天下”？“天下”就是“天下体系”的说法，而“世界”就是西方建构的世界体系。以赵汀阳和大陆新儒家为代表的学者对“天下”体系持有乐观主义的态度，他们提出的论据主要有三项：第一，中国的GDP如此庞大，这不仅是一个物化的结果，我们更要告诉世界，中国的崛起有其千年文明的根底。因此，他们主张以“天下”体系取代“世界”体系最重要的根据就是要用道义逻辑去取代征服逻辑。但其论证的实质还是一个物化的功利逻辑。第二，西方长期以来一直以自己的物质文明为基础占尽了话语霸权，而今天中国要终结西方的话语霸权。然而，这种对峙性的论证逻辑，并没有兑现它事先承诺的在道义逻辑下的世界关怀和人类关怀。第三，如今国际社会处在无政府状态，而西方自1500年以来历史已经证明，最多只能提供建构世界秩序的三个范式，一是罗马帝国的范式，也是英帝国的范式；二是全球化的美帝国范式；三是联合国范式，而这三个范式在这些学者看来都是失败的。因此，他们的结论是，我们的“天下”体系将站出来收拾西方世界体系的残局。
任剑涛教授认为这种对“天下主义”的乐观态度是经不起考验的，第一，我们所谓重启“天下”话语并没有能够逃开西方现代所建立的征服逻辑；第二，我们的“天下”话语还没有展现出制度机制，因而不能够认为它超越了前述的三种既有的世界秩序的模式。中国是否可能在美国和联合国之外再建立起一个替代性的国际组织或运转机制呢？况且，中国的GDDP也只是世界第二，只占世界GDP总量的10%，中国的GDP是否有能力去维持这样的国际组织呢？因此，“天下”话语很可能是在用乌托邦的理念解构现实可行的制度。第三，对西方已经失败的判断，和由中国来拯救世界的判断，是否可靠？实际上不管在经验上还是在逻辑上，乐观主义都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因此，任剑涛教授指出，作别弱国之际，中国的国际理念出现了危机。中国只是处在作别弱国之际，只是有希望成为强国，但中国的大国话语已经提前登场了。这些国际理念的危机主要会从以下三个方面投射出来；首先，我们对国际话语和国家话语表达的紊乱，“天下”话语是中国的国家理念，天下话语的制度安排是就我们的治理能力所能及的范围而言的，而这与现代国家治理能力范围是不一样的。其次，“天下主义”中的国家话语和国际话语跟如今中国的国际实力判断之间的勾连方式是有欠考虑的。我们总是会把对我们有利的方面和对别人不利的方面进行对比，因而优越感的自诩特别缺乏现实支撑。最后，“天下”话语提不出真正有国际对话空间的命题，因为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已经限定了提出国际话语的眼界。“天下”话语的支持者总是认为西方人缺少世界观念，殊不知古罗马社会和基督教帝国已经是以世界观念建立的了，况且儒家也强调“华优夷劣”，在国际话语中建构“我者”和“他者”关系时，“我者”的优越定位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一致的。
接着，任剑涛教授分析了“天下主义”对于世界主义而言，究竟应该是一种补充关系还是替代关系。主张替代关系的学者给出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项；第一，西方的世界主义和世界体系已经失败了，这种失败在经济上的表现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不断呈现；但中国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所经历过的周期，尤其是古代王朝更替机制所变现出的波折，丝毫不逊于西方。第二，当世界主义处在崩溃之际，只有中国能拯救人类；殊不知从资本来到世间以来的数百年间，其周期的长短时距不同，但基本都有一个自我修复机制。第三，“新天下主义”的命题并不能做到逻辑自洽，也没有能力得到整个国际社会理论界的呼应。因此，任剑涛教授指出，当我们对外宣扬我们“天下主义”的道义逻辑时，不要忘了别人会有不同的记忆。我们所谓的朝贡体系对于周边邻国而言，是在主权不平等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当时的周边邻国未必承认中国的道义逻辑，况且朝贡体系只是处理邻国关系，而不适用于整个天下。同样的，如今我们只是把元朝和清朝作为我们的朝代史，却把这些王朝的开创者对欧洲人造成的血腥记忆都抹掉了，这种选择性记忆在建构国际话语和国家话语时是不能成立的。
因此，上述三项理由的矛盾性就已经把“天下主义”降为只能是世界主义的补充，其原因不仅在于，世界主义不仅是由物质和精神双重强势支撑起来的国际话语，还在于，第一，所有“天下”话语的表述者都认为“天下”话语要去解决世界话语之不足，因此他们事先设定的思考前提就限定了“天下”话语的补充地位；第二，当今现实世界的国际体系不是由“天下”话语建构的，而是由西方的世界逻辑建构的；第三，今天“新天下主义”的命题，没有一个是可供国际学术界对话的真命题；第四，中国还不具备足够的物质条件去维持一个超越于既有模式的国际机制，而以贡少增多为特点的古代朝贡体系是一个以无限资源供给为基础的道德感动逻辑，是无法在现实世界中维持的。
最后，任剑涛教授分析了，当今世界究竟是要追求一个公平的世界秩序还是启动一个德行“天下”？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更重要的是融入世界，正如李克强总理最近一再强调的，我们不挑战国际秩序。其中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从现实处境上讲，顺应现代世界的流行规则，并将流行规则改变成对国家利益有益的规则，是现实可行的路径；如果想重新锻造一个“天下”体系，则是缓不济急的。另一方面，是否融入世界是中国自己的选择，而不是世界在排斥中国使得我们不能选择。任剑涛教授认为，公平世界的建构对中国来说，应该融入世界，担负国际社会的义务，成为现实中别国要求的一个负责任大国，这是一条可走的路径；而德行“天下”的建构，远期也许是值得期望的，但站在当下和可分析的视角，建构起来的可能性不大。
演讲结束后，任剑涛教授与在座师生就中美关系、中国对外援助、中国的国际理念等问题开展了讨论。
（CCPDS 沈大伟 记录；国务 审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