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19日上午，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2015年主题演讲第11期（总期第115期）在文科楼630举行。美国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教授Beryl Radin应中心之邀，为我院师生带来了主题为“政策分析的近期发展与动向” （Policy Analysis Reaches Mid Life）的讲座，复旦大学国务学院敬乂嘉教授主持了讲座，上海财经大学唐莉老师做讨论人。

敬乂嘉教授首先简要介绍了Radin教授的学术经历。她在2000年至2005年期间，曾担任期刊《公共行政研究与理论》（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的总编辑，是前任公共政策分析与管理协会（Association of Public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会长，在公共政策分析领域进行着长久深入的研究。

讲座中，Radin教授为我们梳理了政策分析，作为一种实用的工具和一门学科，其发展的背景和阶段：

• 第一阶段：约在20世纪60至70年代，以美国为核心，政策分析作为一各领域得到了肯尼迪政府的重视，其使用由最开始的经济部门向其他部门、机构慢慢扩展。分析人员大多有经济学的背景知识，依赖于经济学的手段，如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这一阶段的政策分析主要为内阁官员服务，着重在对新政策的分析上。到了70年代，政策分析作为一种学科才逐渐建立起来。

• 第二阶段：到20世纪90年代为止，政策分析的使用在美国联邦政府各行政机构中迅速扩展，并延伸到了国会，随之拓展的是政策分析的服务人群，不仅限于之前的内阁成员。这一阶段中，政策分析人员的学科背景更加多元，有来自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专家加入，各种智库团体也兴盛起来。政策分析的重点开始转向对现行政策的评估。此时，作为学科的政策分析也开始走向国际化。此外，这一阶段逐步浮现的一个问题是，政策分析收到利益集团的影响，“分析”与“倡议”（Analysis vs. Advocacy）开始难以划分。

• 第三阶段：在21世纪，显而易见地，政策分析得到了学术界和各国政府的充分重视。但其收到政治因素影响的程度也在加深，前一阶段“分析”与“倡议”模糊界限的问题延续至今。此外，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政策分析本身在走向国际化，其研究内容也深受全球公共问题与议程的影响。

接下来，Radin教授基于自己在此领域多年的研究经验与观察，讲解了近来政策分析的发展状况，尤其是在不同的国家和政治系统中，在不同的政府结构下，政策分析也呈现出各自的特征等。每个国家设定的发展目标各不相同，在政策制定方面有着自己的程序和方法，对不同政策领域的重视程度不一，比如，在一些较为富裕的社会中，环境保护被置于经济发展之上。政策分析需要了解特定国家和社会中的普遍价值观。其次，有差别的政府结构（如，议会体系与权力分享体系）中，决策以及相应的政策分析的特征也有所区别，比如在政策分析服务对象方面。普遍而言，现今情况下决策者面临着更加多元的顾客群体，政策分析也要将此考虑在内。此外，Radin教授指出，“信息（information）”、“意识形态（ideology）”、“利益（interest）”是三个政策分析所要考量的基本因素。最后，Radin教授也指出了目前在美国的政策分析中存在的一些不足，比如，在方法上，政策分析主要使用成本收益分析法，但是却过于关注成本与预算，没有充分评估政策的收益几何。

在讲座结束后的问答环节，唐莉老师基于Radin教授的讲座做出评论，并提出若干问题，在场师生也加入了热烈、细致的讨论。

（CCPDS  李丹瑶 供稿；国务 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