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12日上午，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2015年度主题演讲23期（总第127期）在复旦大学6502教室举行。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政府系助理教授吕晓波博士以“威权政体中的精英动员与社会参与政策制定”为题对自己的工作论文的研究情况做了精彩的分享介绍。此次演讲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周旺教授主持。

吕晓波博士首先提出了三个问题：在非民主国家中议会活动的目的是什么？议会活动在过去有何变化？议会活动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扮演了何种角色？进一步说，在缺乏民主投票机制的国家中，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动力何在？如果说在地方政府层面还有中央政府的推动力在起作用，那么在中央高层其动力来自何处呢？  

吕晓波博士随后展示了中国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在1983年至2007年之间的提案、议案数量变化图，并对现有的有关威权政体国家的研究文献做了综述介绍。现有的研究认为，威权政体中当政者容纳议会体制存在的目的在于获得维持维权政体的优势，其机制包括：通过信息收集调节自己的政策、将精英吸纳到体制内而与精英进行合作、建立可置信的法律体制以安抚外国投资者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有关威权政体下实际的议员行为的研究中显示，存在关于议员的选举联系；而指派而来的议员或吸纳的精英，更不倾向于向政府发难。对于中国案例的研究而言，精英政策制定与立法被置于碎片化的威权政体概念框架之下，即认为条条块块的派性政治是这一过程中具有决定力的因素。与早期阶段相比，如今立法机构的作用相对扩大了；人大与政协的代表与委员的行为与构成随之发生变化。对于既有研究，吕晓波博士认为其局限性在于：缺乏微观议员行为研究，而将研究基础置于宏观规模的数据之上；缺乏长期的与历时的动力学的研究，而是局限于静态的、往往是一年周期内的事件；议员行为与政策结果之间的直接关系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  

由此出发，吕晓波博士搜集并分析了1983年至2007年间有关义务教育的两会提案、议案；通过分析，发现了政策提案中周期性的精英动员。这种动员周期可由掌权精英内部的分裂解释，并显示出两会代表与委员是党内精英与中央部委的代理人。有关教育的提案不一定由教育界背景的代表提出，而是分散在各省区市各种背景的代表中。出于一种对代表间串联活动警惕的潜规则，精英动员往往以不同省份的代表提出具有相同特征的提案的方式呈现。搜集与分析这些特征使得研究者能够确定精英动员的存在与性质。在人大中，这些特征包括法案是否具有完全相同或相似的标题，提出法案的代表数量、联名的代表数量，以及提出法案的代表所属省份的数量。在政协中，需要识别的特征包括，议案是属于针对全国的议案，还是针对个别地区的议案；是重申并强调政策重要性的议案，还是要求中央付出实际的财政资源的议案。网络分析的结果显示：历年串联省份的数量、议题的主要诉求、两会间协调提案的情况，都发生了周期性的变化，以80年代中期与研究时间范围末期数年为其高峰。

为解释这种代表动员的机制，吕晓波博士认为，代表动员具有两方面的原因，即收集有关地方情况的信息，与收集有关中央部委精英的偏好性质的信息。而掌权精英中是否存在内部分歧决定了国家议会中代表动员是否发生。政策制定被理解为是一种精英与官僚机器之中展开的博弈。如果精英意见一致，则议会中的代表动员无甚可能。但当精英中分歧严重之时，存在更大的动力使他们中的一部分去动员全国议会中的边缘精英参与讨论，以增加政策呼声。然而此时又存在一种在动员与精英达成共识后，精英开始打压此前的串联行为的危险性。

吕晓波博士认为，之所以动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而不去动员媒体乃至普通群众的原因，在于议会动员的高效性。政协和人大的成员仍然属于精英，是动员成本较低的圈内人；精英动员的结果，是展示就议题形成的联合阵线的力量的可靠信号，从而将把体制内的其他部门拉进决策讨论的阵营中。如此的机制给予了弱势部门谋取支持，并推行符合自身利益政策的政治机会。而本研究中涉及的教育部正是如此的部门。精英中分歧的程度由人民日报上政治局常委出镜的垄断性，以及年度例行中央全会相对延迟的时间来衡量。  

最终，在各变量统计回归结果的基础上，吕晓波博士得出了结论：在非民主国家，代表并非代表地方利益，而是受中央部门利益的驱动；议会体制仍然处于精英掌握中，但政治精英中的弱势部门获得了机会。  

讲演结束后，吕晓波博士回答了数个有关研究设计与方法论的问题，向听众进一步解释了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的重要性。

（CCPDS 施含宇 供稿；国务 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