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2日下午，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2015年度主题演讲第25期（总第129期）在文科楼615举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任Kent E. Calder教授做了题为“Asia in Washington and Transnational Politics”的主题演讲，讲座由国务学院郭定平教授主持，潘忠岐教授、郑宇教授、肖佳灵副教授等师生参与了讲座和讨论。

首先，Kent E. Calder教授通过经济影响力和政治影响力两个向度对城市在全球政治与经济事务中扮演的角色进行定位。例如，纽约、伦敦、东京等城市属于经济中心并具有全球政治影响力的城市；华盛顿、北京则为政治中心但全球经济影响力有限的城市；香港和迪拜属于经济中心但全球政治影响力有限城市；类似迈索尔的城市则属于全球政治和经济影响力都有限的类型。

接着，Kent E. Calder教授详细考察了华盛顿的角色转变。按照社群-国家和国内-跨国两维坐标，考察了华盛顿的城市角色在时间上的演进。Kent E. Calder教授认为，华盛顿经历了这样一种转变：从1920年程度较弱的国家-国内类型到1950年进入国家-跨国象限，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不断向社群和跨国方向发展，经历1990年到2013年后，最终进入社群-跨国象限。这一点在外来人口（国外出生）方面也得到了体现，这个数字从1970年的不到35000人增长到2010年的近80000人。

鉴于以上变化，目前围绕着华盛顿形成了由代表不同社群和国家，以影响或介入华府政治决策过程为目的的团体、单位组成的“权力圈子”网络。包括一些相当具有影响力的顾问/公关公司、法律公司、大众媒体、游说团体、大学、智库和NGO等组织。相似类型的组织往往在市内某一区域集聚，彼此相距很近，不同类型的组织区域间也会彼此嵌套影响，最终在华盛顿形成一种权力网络结构。

第二，Kent E. Calder教授分析了亚洲影响华盛顿的路径问题。首先，亚洲，尤其是太平洋西岸亚洲国家，在华盛顿是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的。Kent E. Calder援引2012年的世界银行年度报告指出，当年该机构发放的353亿美元贷款，东南亚国家从中争取了18%，东亚和太平洋沿岸地区有19%，这一数字与整个欧洲加上中亚的百分比相同。另外，在1960到2010的半个世纪时间里，亚裔美国人社群规模增长迅速，其中华裔更是从20世纪60年代的不到50万人增至2010年的近400万人，他们在夏威夷、加州以及新泽西、纽约等东北部州分布比较集中。

Kent E. Calder教授从国家首脑在美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说次数、从美国得到官方发展援助金额以及一些具有里程意义的事件等方面考察亚洲在华盛顿的影响力。通过对比各国数据和实际情况，Kent E. Calder教授发现，相比之下，一些小国在影响华府政治方面显得更有成效。新加坡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新加坡在2002年与美国达成自贸协定，在被纳入分析的印度和几个东亚、东南亚国家当中是最早的（另外一个是韩国，2012年），而其相关公务人员和工作访问人员仅有5人，派驻外交官20人。这两个数字日本分别达到了27人和106人，但相比之下就显得没有新加坡那样高效。

Kent E. Calder教授提出了一种分类假设，将影响华府政策的因素和路径分为传统的现实主义因素、传统的外交行为、传统的游说行为、非正式的精英网络与公共外交四种。主要的现实主义因素包括一国GDP、人口以及军事力量；传统外交行为体现在外交行动规模如派驻的外交官数量；通过对游说团体数量及其消长的分析可观察到传统游说行为的情况；通过对外交官等影响华盛顿政治的精英的背景考察可窥见非正式精英网络方面的情况。通过这些方面的对比分析，Kent E. Calder教授认为，那些非正式的、发生在正式决策之外的影响行为十分重要。在华府决策中造成更大影响的国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在这一点而不是那几种传统路径上表现更加出色。

（CCPDS 齐放 供稿；国务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