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17日中午，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2018年度主题演讲第36期（总第256期）在文科楼826举行。前任非洲发展银行行长Donald Kaberuka博士以“非洲发展融资与中非合作”为主题做了报告。讲座由国务学院副院长敬乂嘉教授主持，国务学院赵剑治博士、郑宇教授和来自伦敦政经学院的访问学者Alvaro Mendez教授也出席了本次讲座。

敬乂嘉教授首先介绍了Kaberuka博士的个人履历。Kaberuka博士是卢旺达经济学家，于格拉斯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此后长期在公共部门任职，1997年起担任卢旺达财政和经济计划部部长，2005-2015年担任非洲开发银行（AfDB）行长，2015年卸任至今，相继担任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会成员、 TPG/Satya 合资企业高级顾问、波士顿咨询高级顾问及 LSE-Oxford 委员会联合主席等职务。

Kaberuka博士本次专程来复旦大学参加第二届“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国际论坛，并应邀在国务学院交流。敬乂嘉教授受学校委托，为Kaberuka博士颁发了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的证书。Kaberuka博士表示今后将乐于参与复旦大学所开展的与全球国际发展相关的各项活动。

讲座开始后，Kaberuka博士首先介绍了非洲开发银行的现状、工作方式和与中国关系。非洲开发银行成立于1964年，原本仅面向非洲国家，七十年代末开始吸纳非洲以外国家加入以增加发展资金。目前非洲开发应行主要提供三类金融服务，一类是基础设施建设贷款，一类是优惠贷款和补贴，一类是商业贷款。

接着，Kaberuka博士谈到了当前中非合作的前景和与传统西方国家的区别。非洲将在2050年成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大洲，超过中国、印度和欧洲的总和，而其中超过60%的人口将低于25岁，这意味着投资非洲不仅仅是为了非洲的福祉，更是为了全人类的公共利益。过去非洲的发展一直遵从欧美国家的建议，然而这些建议却并非欧美国家在自身发展中切实走过的路径——当欧美人大谈自由市场和技术时，他们却对奴隶贸易和全球剥削闭口不谈。另一方面，在过去四十年间，中国以一种不同于西方人的、不可思议的方式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快、最大规模的经济增长和削减贫困，对“如何实现发展”的西方方案提出了有力的质疑，也为当前非洲走出发展困境提供了重要借鉴。

那么当前中非合作应当如何推进？Kaberuka博士认为有三个主要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控制风险。由于中国企业普遍对当地的市场和政策情况不够了解，政治、商业和环境风险很高。中非企业应当增加在风险调查和评估方面的合作，共同控制和消除风险。此前西方媒体鼓吹的“中国贷款引发的债务危机”更多的仅仅是宣传而已，绝大部分非洲国家的主要债务都来自欧洲和美国的银行，中国银行的债务占比并不高。

第二个方向是引进中国的工业化模式。这一点在今天的埃塞俄比亚非常成功。由于劳动力和能源成本较低，许多中国工厂都选择了埃塞俄比亚作为新的生产基地，以应对中国国内日益上涨的人工成本，这使得埃塞俄比亚的经济近年来增长强劲。林毅夫教授在这一领域颇有建树，他认为随着中国产业升级、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不断上升，非洲国家将有机会以承接中国产业转移的方式，跟着中国一同上升。

第三个方向则是“学习如何学习”。中国经验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各种内外部要素或改革的出现有着十分独特的时间顺序，因此全盘照抄并不一定适合非洲国家。邓小平所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和“地方试点”的策略，作为一种“如何学习”的经验，更加值得非洲效仿。我们应当像中国人一样从经验中总结知识，而不是像过去欧洲人那样从理论中获得知识。当然中国自身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也应为非洲所借鉴，比如“先污染后治理”的问题。

最后，Kaberuka博士展望了全球治理格局的未来前景。自二战以来，三个重要的国际组织构成了今日全球治理的骨架，其一是联合国，其二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三是关贸总协定和后续的世贸组织。然而时至今日，这些组织的运转并不如人意。联合国并不能阻止地区性战争的频频发生，而世贸组织的规则甚至不被全球最强大国家遵守。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需要新的全球治理机制——金砖新发展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便很有可能成为未来的新的机制。当然，这两个机制还需要尽可能从传统机制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Kaberuka博士也鼓励参与讲座的非洲留学生们，要以一种与对待西方人不同的方式来对待非洲与中国的联系。过去西方人用发达国家的经验和资金来指挥非洲的发展，结果证明效果不佳；然而中国为我们带来了完全不同的发展国家的成功经验，我们更应抓住机会与中国交流经验，为非洲发展助力。

在随后的提问环节中，Kaberuka博士与师生们就一些重要问题做了探讨。郑宇老师和赵剑治老师均提出了当前中国在非洲开发银行股权占比不足、影响力不够、受到欧美国家掣肘的问题，Kaberuka博士对此的看法是：尽管股权不足，但在另一个方面，中国企业拿下了当前全部基础设施建设订单中的70%，从另一个方向加强了中非合作。

敬乂嘉教授则谈及缔造非洲经济奇迹所必须的体制基础。中国的强有力的政治体制、对政府间关系的发展导向的塑造、巨大的市场、渐进的改革顺序等，构成了中国模式获得成功的内在基础，然而广大非洲国家并不具有这些特质，那么应当如何推广中国经验？Kaberuka博士认为，当前的非洲大陆确实处于一种“巴尔干化”的状态，这是殖民历史在非洲留下的抹不掉的伤疤，也确实是阻碍非洲发展的重要因素，尽管当前非洲各国和各类组织都有尝试建立覆盖整个大洲的自由贸易区的愿望，但前路漫漫。在政治体制方面，过去西方移植而来的“更加优秀”的民主制度在很多非洲国家的水土不服确实制约了非洲发展，而政党的泛滥化更是加剧了这一点。非洲人仍然在摸索着寻找一种“非洲模式”，但仍需要时间。

此外，Kaberuka博士还与师生们就人工智能、非洲本地企业、社会发展与小微贷款、宗教与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讲座在一片热烈的气氛中结束。

（CCPDS 李俊达 供稿；国务 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