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3日下午，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2018年度主题演讲第35期（总第255期）在文科楼615举行。来自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王清芳教授以“美国大学区位与STEM毕业生就业情况”为题做了学术报告。国务学院唐莉教授主持讲座。

讲座开始前，唐莉教授简单介绍了王清芳教授的学术背景。王教授任职于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公共政策学院。她的研究兴趣非常广泛，主要关注与少数群体（移民、少数族裔和女性）有关的不平等问题，如地理因素与制度对少数群体的企业家精神的形塑，以及大学在地区发展和国际移民中扮演角色等。本次讲座是基于王教授近期的正在进行的一项研究展开的。

讲座正式开始。王教授首先介绍了研究的基本背景脉络。关于STEM类专业，学界以往研究主要聚焦于社会层面的“知识经济”和“推动地区发展”，以及个人层面的“高收入、职业稳定性保障”和其“对女性与少数群体的收入均衡器作用”等。关于大学区位的研究，则主要置于“大学的选择”这个脉络下。而对于大学毕业短期内职业表现的研究，则主要关注个人层面的“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影响”和“性别与族裔影响”，以及大学层面的“大学质量、规模和多样性的影响”和“大学类型的影响”。然而，专门针对STEM专业毕业生的研究并不多，对职业表现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个人和大学两个层面，缺少对大学区位因素的考量。对于就业情况的衡量也鲜少见到“收入”以外的其他变量。

然而，一些现象却表明，美国大学的区位对个人发展尤其是STEM专业毕业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全美超过50%大学生在离家100英里之内的地方上学，而有70%的大学毕业生在大学所在州就业，加之由于经济衰退，美国国内的跨州人口流动正处于历史低点；另一方面，STEM类专业就业的高科技产业中心的分布并不随机，且相当不平均，这导致了人才的供给需求上的不匹配。很多原本处于城郊或镇上的大学也逐渐开始在大城市中开设校区，为毕业生的就业提供更多便利。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教授选择了“STEM毕业生的早期职业发展情况与个人、制度和大学区位因素的关系”作为研究问题，基于来自美国国家统计局（US Census Bureau）和教育部的四套全国数据，王教授划分出了个人、大学、所在地区三个层面为单位的数据，并以“收入水平”、“失业率”和“非充分就业率”这三个变量作为衡量“早期职业发展情况”的变量，采用多层次线性回归（Multilevel Linear Regression）的方式进行了这项研究。

王教授最终发现，在个人、大学、和区位三个因素中，个人因素对职业发展影响最大，其中女性和黑人身份对毕业生有较为显著的不利影响，而更高的学历、经验和流动能力则能显著提高职业表现，并且这种不平等现象在经济危机后一直在增加。

在大学层面，王教授所得到的结论则不多，仅有一则：大学在STEM学科上具有专长能显著提高收入。

在区位层面，王教授发现，高科技中心的存在对大学的毕业生收入表现有显著正向作用，并且这种作用在经济危机后正日益增强；而在“失业率”和“非充分就业”两方面，区位因素则展现出了远高于制度因素的解释力；当然，区位因素对不同学科的影响则各有不同。

在此基础上，王教授提出了一些研究的更进一步结论与可能影响。大学与所在地产业的更多互动和联结将为学生发展提供更多机会；而未来大学评价体系除了传统的教学和科研的之外，“就业情况和对地区发展的影响”的比重也将逐步提升。更进一步，大学本身的培养目标也是一个值得思考和探讨的主题。大学与社会（尤其是周边社区）之间存在复杂的双向互动，过分地执着于SCI，反而容易使得人才与企业和社会的需求脱轨。那么，大学究竟应该培养怎样的人才，也因此成为了未来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随后的提问环节中，王教授与在座师生就美国高校STEM人才情况、地域不佳的大学的脱困策略、校办企业的因素、该研究结论在中国的应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讲座在一片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CCPDS  李俊达 供稿；国务 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