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8日，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2018年度主题演讲第38期（总第258期）在文科楼826会议室举行。墨尔本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学院国际关系教授Andrew Walter发表了题为“10 Years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Rising Wealth And Banking Crises Over The Very Long Run”（全球金融危机十周年：长期财富增长与银行危机）的主题演讲。讲座由复旦大学国务学院潘忠岐教授主持，国际问题研究院贺平副教授、国务学院吴澄秋副教授等出席讲座。

讲座伊始，潘忠岐教授介绍了Walter教授的学术背景。Andrew Walter教授曾在牛津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现为墨尔本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学院教授。他的兴趣集中在国际金融及其治理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他的最新著作《财富效应:中产阶级的巨大期望如何改变银行危机中的政治》(The Wealth Effect: How the Great Expectations of the Middle Class Have Changed the Politics of Banking Crises）即将于2019年2月出版。本次讲座也是基于此书的研究展开。

    首先，Walter教授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当选、英国脱欧等一系列出乎意料的事件，都与十年前的经济危机息息相关。2007-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政府采取了广泛的政策干预，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更多财富的毁灭并防止了另一次大萧条的发生。然而，这种政府干预在政治上受到高度质疑。在很多国家，政府的救市行为被广泛看作是针对特定地区和群体的，例如华尔街的银行家们，是一种不公平的再分配。另外，与危机相伴而生的还有高政治更迭率。执政党在2008年至2012年间的下台率比前五年高出70%。不仅如此，政治极化、社会破碎与分化、混乱与不稳定仍在继续，同时影响着内政与外交。这些现象引起了很多争论。对一些长期存在的传统看法提出了深刻的质疑和挑战。例如，民主可以更好抵御金融精英要求昂贵救助的压力、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限制了国家干预的倾向、选民对于政府无法迅速应对突发性事件相对容忍等。这些观点都面临着巨大的争议。

 接着，Walter教授介绍，在政治科学研究中，对于经济危机的研究往往集中在单一国家或区域，仅关注一段很有限的时间。而在经济学研究中，虽不乏长远的历史视角，却过于强调政策和影响的连续性，忽视了对变化的关注。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我们缺乏对危机、政治、制度和政策之间如何相互作用的一种全景式的和动态的理解，而本研究试图填补这一空缺。这项研究的主要论点是，财富效应改变了银行业危机的政治格局。主要包括四点：第一，随着中产阶级财富金融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选民对政府财富保护责任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当危机来临时，选民对待政府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第二，各国政府对救助对象采取了更广泛、代价更高的干预措施。第三，现代选民有更强烈的倾向去惩罚拖延和“不公平”干预的政府。第四，尽管政府采取了很多干预措施，但民众普遍表现出失望情绪。巨大的期望带来了巨大的失望。自从1970年之后，在美国、西欧、英国都存在着金融结构脆弱，救助增多、政治不稳定和极化加剧等问题。不同于对传统政治学研究中将收入和就业率作为变量，本研究将财富作为主要的考虑因素。

 Walter教授进而阐述了这种巨大期望的三个主要来源。第一，财富的金融化，由此带来家庭财富增加的规模效应以及与交易型金融市场相关的财富份额不断上升的结构效应。第二，金融杠杆，特别是住房债务的民主化。第三，政府对金融稳定的事先承诺不断增加。政府不断地向选民传达一个强烈的信号，即他们的财富会得到很好的保护。回溯历史，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均实际私人财富净额经历了迅速的增长，不仅仅是发达民主国家的总贷款和抵押贷款总额不断增加，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私营部门信贷和家庭债务总体亦呈上升趋势。民主国家对金融稳定做出的有效预先承诺次数也在不断增加。

 对于如何去衡量这种变化的期望，Walter教授指出，本研究采取的一种方法是通过反映大众观点和态度的主流媒体的相关报导来进行观察。以《纽约时报》为例，在1873年“国会与财政”一文中，主要观点认为银行应该倒闭并遭受损失，政府没有去救助的理由。而在1984年则画风一转，认为“尽管发现自由市场疗法并不总是最好的，政府肯定会感到痛苦，但它正在接管。感谢政府”。本研究将这些记录进行编码，以英国、美国、巴西为主要研究对象，对系统性经济危机时的政府政策回应与报纸意见进行分析。虽然只有三个国家为主要样本，但是得出的结果具有一致性，并且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广泛性。另外，在政策回应的测量方法上，本研究对1848-1939与20世纪70年代后发生在多个民主国家中的共112次系统性危机后的政策回应按一定指标进行了编码。结果显示，相对于遵循更贴近自由放任市场主义的白芝浩（Bagehot）原则，政府提供开放救助的倾向明显上升。

 接下来，Walter教授指出，政治性的惩罚与特定的时间和环境有关。一旦危机发生，现代的选民就会期待危机干预。因此，未能保护财富的政府在人们拥有巨大期望的时期会受到选举惩罚。但是，选民决策时的非现实性和矛盾性也构成了一定的政治困境。在政府的危机应对与政治惩罚的研究中，以美国为例，在1907年危机中政府很少干预，并导致了金融崩溃和经济严重衰退，但1908年大选后共和党仍继续执政。而在2007-2010年中，由于政府延迟的、有争议的干预，其遭受了2008和2010年两次在任时的政治惩罚。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英国和巴西的案例研究。

 最后，Walter教授总结，本研究主要有五点启示。第一，不仅仅是金融和精英阶层需要去捕捉这种变化，改变整个社会特别是中产阶级对政府责任的长期期望至关重要。第二，扩大的救助联盟是“明斯基周期循环”（Minskian cycle）的政治原因。第三，虽然现实中救助行为变得愈加频繁，但救助行为对在任的政府来说有巨大风险。第四，存在一个不稳定的反馈回路，即不断上升的道德风险、金融化、杠杆化、资产价格飙升和财富不平等加剧与更深层次的危机。这也解释了民粹主义、特朗普主义的出现。第五，综合其他因素，救助行为会导致意识形态的紧张和对民主政府的日益不满。政府面对的是一个更加极化和不平等的社会，在美国正是如此，政府干预将愈加困难。

 讲座结束后，与会师生围绕研究结果在中国、中国香港、日本等国家的应用进行了进一步探讨。讲座在一片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CCPDS  丛琬晶 供稿；国务 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