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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n Young教授主讲“北极的未来:何去何从”

发布时间: 2018-12-11     浏览次数: 386

2018125日下午,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2018年度主题演讲第46期(总第266期)在文科楼622举行。来自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Oran Young教授以“北极的未来:何去何从”为主题做了报告。讲座由国务学院赵剑治老师主持,多位来自其他高校的学生和学者也参与了讲座。

赵剑治老师首先介绍了Young教授的个人情况。Young教授是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布伦环境科学与管理学院的荣休教授、可持续发展治理项目的共同负责人。他的研究主要关注气候变化、海洋系统和极地地区的国际公共治理机制和社会制度,此外他也进行中美环境治理的比较研究,出版过20多部学术著作。他目前担任“全球气候变化的制度维度(IDGEC)”计划的科学指导委员会主席;作为北极问题专家,他还担任北极治理计划(AGP指导委员会主席和北太平洋北极会议的科学顾问。他的曾任职务包括北极国际关系工作小组联合主席、美国极地研究理事会理事、北极研究联合体创始核心会员、国际极地科学委员会副主席、大学极地研究主持人理事会主席、议会极地委员会常委会顾问、2004极地人类发展报告联合主席。


经过简短开场白,Young教授首先介绍了北极作为一个学术话题的特殊之处——它是一个多边的地区,不论是地理意义上、技术意义上还是政治意义上。当前的极地研究领域主要有几个热点:气候变化、北极军事化、北极油气资源、北极航线是否会成为增长点、渔业资源、海域主权争夺、以及以上主题对国际治理造成的影响。整个讲座中,Young教授分别从这七个角度为我们介绍了当前学界和知识界的观点,以及他的一些个人看法。

首先,全球气候变化对于北极的直接影响在于冰面逐年缩小——2018年夏季人们观测到了北极冰面有史以来的最小覆盖范围。这一现象对北极问题的影响是全局性的,也直接导致了诸多新议题的出现。此外,由于气候变化的不可预测性,北极冰面的变化也具有一定不可预测性。

其次,北极有没有可能成为美俄争霸的新的大棋局?诚然,西方往往注意到俄罗斯在其漫长的北冰洋海岸线和岛屿上的拥有诸多军事基地,而俄罗斯则往往看到美国在从挪威到冲绳的漫长俄罗斯温带边界上的大量军事基地。但这两种观点都有夸大之嫌——今日的世界已经不再是冷战的那个世界,俄罗斯与美国都没有在一片无人区再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博弈的意愿和精力。

由于北极油气资源极为丰富,许多研究和报道都预测北极的能源业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北极确实具有大量的自然资源,不过当前框架中挪威和俄罗斯占有了可开采油气资源中的绝大部分,这其中最主要的是俄罗斯亚尔马半岛附近的海域附近的油气富集区。此外,中国开始逐渐踏足北极油气行业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动向。然而受到技术和开采环境和运输的制约,北极油气资源开采成本当前仍比较高,加之全球油价长期低迷,目前还看不到北极油气行业起飞的迹象。

北极商业航运问题也是一个自19世纪开始就为当时的大国所讨论和尝试的主题,各个大国纷纷派出探险队或科考队,尝试找到可以从北大西洋直通太平洋的“西北航道(Northwestern Passage)”。然而北极航线本身受到夏冬交替冰期影响,每年的可航行时间较短,成为北极航线商业化的阻碍之一。此外,目前的北极航线主要分末段航线与穿越航线两类,前者即其他地区与北极地区港口的往返航行,如亚尔马半岛附近的油气对外运输,后者则指集装箱货轮穿越北极海域捷径。对于前一类航行,目前北极地区的港口体量仍然有限;而对于后一类航线,现代集装箱货轮排水量巨大、往往在航运沿途会不断进入沿线港口进行装卸货,而北极航线的水文条件和沿岸港口条件均不够适合现代海运。此外,今日的经济不景气和国际贸易停滞导致对国际航运的需求减少,因此对北极航运的开发也就逐渐搁置。

北极渔业则是一个业已展开的主题,因为北极边缘地区目前已经有成熟的大宗捕捞行业存在,一是狭鳕(Pollack)捕捞,二是捕虾。当前的主要捕捞者是美国和俄罗斯。然而,随着气候变化和北极冰面缩减,新的可捕捞区正在出现,为北极渔业带来了新变数。此前人类对北极核心区域的水体生态情况了解不多,不过目前的一些科学研究认为,即使冰面融化后,北极核心区的生态状况可能仍不足以支撑一个庞大的生物种群,而渔业资源也不一定具有足够引人注目的商业价值。不过,2017年北极沿岸国家和几重要域外国家和地区组织(中国、韩国、日本和欧盟)签署了一份5+5协议,对北极中央海域的渔业开发进行了规定。

海域主权争夺目前的重点事实上不在于领海或专属经济区——当前各国关于北极的专属经济区的边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达成共识或默契。当前争夺的焦点于对海床,尤其北极中心各国专属经济区之外海域海床的争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是2007年一支俄罗斯私人团队利用机器人将俄国国旗插在了海底北极点的海床上。

而最后,北极治理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它并非一个无所约束的“wild west”。当前的北极在各个领域已经有很多相关跨国治理机制或制度存在,如北极理事会(The Arctic Council)、国际海事组织的极地航运准则、5+5渔业协议、诸如巴黎协定在内的诸多气候协定、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CLCS)的划界准则等。目前一个新的议题是针对国家管辖范围之外地区的生物多样性问题(BBNJ - Biodiversity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相关国际机制也正方兴未艾。

不过,Young教授也指出,目前的北极国际治理也面临一些困境:有哪些国家可以参与到北极的博弈游戏中?北极的治理应当采取一揽子的手段还是分行业的手段?治理地理范围是否应当包括整个北冰洋?治理应该基于国际法协议、国内行政行为还是别的形式?北极理事会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领土争端和其他各行业博弈之间存在怎样联系?这些问题都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和未来学人的进一步解答。

最后,Young教授回到了他最初提到的七个领域,并以其中前六个快问快答结束了整个讲座:气候变化是否改变了北极?是的。北极军事化是否会带来冲突?也许,但短期内看不到。北极油气资源是否会快速发展?一定程度上是的,但交通和环境制约使得开采受到诸多局限。北极航线有多大商业潜力?正在年增长,但潜力有限。北极的新海域的渔业资源是否会成为增长点?近期不太可能。北极领土争端是否会激起新一波国际博弈?不会,但关于海床的争论会一直存在。

最后,Young教授还就全球变暖给俄国带来的优势、北极各国不同的利益的调节、中国的北极政策文件评价、北极理事会的意义和作用、何种因素决定了北极治理制度的存续、北极的环境保护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讲座在热烈的氛围中结束。




  

                                                   CCPDS 李俊达 供稿;国务 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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