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7日上午，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2018年度主题演讲第49期（总第269期）在文科楼615举行。来自牛津大学的Stefan Dercon教授以“全球数字经济：贫穷国家的机遇与挑战以及中国的角色”为主题做了报告。讲座由国务学院郑宇老师主持，英国驻上海总领事John Edwards先生、普渡大学的访问学者Dwayne Woods教授、我校公共卫生学院黄葭燕老师、严非老师和梁霁老师、国务学院赵剑治老师和邓皓琛老师均出席了本次讲座。

郑宇老师首先介绍了Dercon教授的背景信息。Dercon教授是牛津大学布拉瓦尼克政府学院的经济政策教授，并担任非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曾任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的首席经济学家。他早年于比利时鲁汶大学学习经济学和哲学，随后在牛津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目前，他是“繁荣之路委员会（Pathways to Prosperity Commission）”的学术指导，该委员会主要关注科学技术在发展中扮演的角色。2018年，英国女王授予他圣米迦勒及圣乔治荣誉勋章，以表彰他为经济和国际发展做出的贡献。

经过简短开场白，Dercon教授首先回顾了当前知识界对技术进步和人类发展的看法。一个在今日广受欢迎和讨论的概念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以人工智能、自动化、数据科学、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和新通讯技术等为核心，上承自18、19世纪以机械化、水力和蒸汽机为核心的第一次工业革命，20世纪初流水线、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和电力为核心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20世纪后半叶以计算机和自动化为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关于这一次工业革命，知识界和大众中有两种比较主要的极端观点，一种认为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将严重挤占人类的就业机会，而另一种则认为技术发展将顺理成章地解决所有社会问题。Dercon教授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其偏颇性——后者显然是一种过分天真的乐观主义；而前者早在60年代就已经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然而40多年来人类社会的新发展和新职业的出现却一步步打消了过去的种种忧虑。

Dercon教授接着提出了一种分析技术进步对人类社会影响的框架。他从“成本降低”的角度切入，将技术对人类经济系统造成的影响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生产（producing）环节的成本降低，在前两次次工业革命时以蒸汽机、纺纱机和电力机器等为代表，而在近两次工业革命中则主要由生物技术、能源、自动化和生产技术、人工智能和数据管理驱动，符合索罗增长模型中对科技进步的描述。第二类则是交换（exchanging）环节的成本降低，可以发生在商品、服务、信息、劳动力和资本等各个领域中，两次工业革命中的铁路、运河和股票交易所等都是这类进步的体现，而在近两次工业革命中它则主要由通讯、数据处理、人工智能和新能源技术驱动，谷歌、亚马逊、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巨头都是其中代表，它符合斯密关于“配置效率”在增长中扮演角色的论述。而第三种是沟通与组织（networking and organizing）环节的成本降低，前两次工业革命中电话和城市都是其中代表，近两次工业革命中主要由通讯业驱动，如今日班加罗尔的外包信息业服务就是一个代表案例，它符合罗默等人关于现代增长理论的论述。

Dercon教授接着采用这种框架分析了东亚国家经济腾飞模式中的技术因素生产环节大量采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规模生产技术，交换环节则大量利用第三次工业革命形成的全球物流和通讯网络，而沟通与组织环节则利用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经济组织形式。

那么下一步呢？Dercon认为，技术革命带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很有可能打破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的经济模式。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与全球化相伴而生的，而这种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元素是价值链的“非本地化”。然而，机器人和自动化生产可能将在很大程度上剔除生产过程对劳动力的依赖，延缓劳动力工资上涨，从而减少因追求更廉价的劳动力而发生的产业转移，也因此将很有可能阻碍甚至逆转“非本地化”的进行。这意味着，产业将有可能逐渐再次“回到西方”，而中国在自动化生产技术方面的投资也正着眼于抵消这种回归的需要。

Dercon教授根据自己的框架，对可能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进行了一个更加详细的描述：在生产环节，机器人和自动化生产将取代劳动力密集型生产，从而导致“本地化”回归和全球价值链的解体；在交换环节，算法与平台带来的配置合理化带来和通讯技术发展带来的距离成本降低，将允许更多大规模生产之外的商品和服务被纳入全球价值链；而在沟通与组织环节，技术进步将减少聚集效应在创新等方面的优势。Dercon教授提到了两个案例作为这种变化代表：其一是是印度的外包服务业和信息业，其二是印度尼西亚的共享摩托和物流巨头Go-Jek公司。

最后，Dercon教授也指出了当前第四波工业革命所面临的困境：一方面全球七十多亿人中仍有三十亿人不能接触到网络，数据费用在许多国家也相当高昂；另一方面很多国家没有为新的工业革命做好充足的“数字化准备”——这种准备包括信息业的基础设施、人的信息技能、创新能力以及政府治理能力。在这种背景下，Dercon教授认为中国可以作为的空间很大：中国可以为贫穷发展中国家提供信息基础设施的援助、将中国的一带一路愿景与信息革命相结合，中国还应全面评估自己“基础设施+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式的发展模式是否适合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代推广。

在随后的问答环节中，Dercon教授与在场师生就包括第四次工业革命造成的可能工作流失、发达国家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受到的影响、第四次工业革命如何影响健康领域和中国对非医疗援助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讲座在一片热烈的氛围中结束。

CCPDS  李俊达 供稿；国务 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