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13日，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年度主题演讲第16期（总第385期）在文科楼611会议室成功举行。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柴彬教授受邀以“比较视角下变迁的‘他者’：近代欧洲的殖民扩张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为主题发表学术演讲。讲座由复旦大学国务学院马建标教授主持，吸引了众多师生积极参与。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意识
近年来，伴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持续提升，国家对“了解世界、认识他者”的战略需求日益迫切。在此背景下，教育部于2022年正式增设“区域国别学”为交叉学科门类一级学科，使该领域研究成为高校与科研机构竞相发展的新兴方向。
柴教授指出，真正意义上的区域国别研究并非始于二战后美苏主导的时代，而是与地理大发现、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密切相关。1500年前后，西欧由于内部空间不足，开始向欧洲以外的世界进行扩张。这种扩张既包括空间和物质层面，也包括知识和精神层面。今天所说的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实际上是一种全方位的物质和精神层面的扩张，而知识体系的建构，包括区域国别研究，正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
二、殖民视野中的“知识生产”：典型国家案例分析
柴教授通过丰富的历史案例，详细介绍了欧洲各国在殖民扩张过程中开展的区域国别研究活动。
1、葡萄牙与西班牙的先驱性探索
葡萄牙与西班牙是大航海时代区域国别研究的先驱。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开辟通往印度的航路，并在果阿建立殖民地；约1513年，葡萄牙人抵达中国，成为最早与中国接触的西方势力之一。早期的区域研究主要依赖传记与旅行记述，如罗德里格斯撰写的《东方地理志》，成为中国海域航行的重要指南。随行人员皮列士所著《东方志》涵盖了历史、地理、人种、贸易等多学科内容，但其观察充满民族偏见，反映了早期殖民视野的局限性与傲慢。
西班牙亦不甘落后。1585年，门多萨出版《中华大帝国史》，系统记录中国的自然、文化、政治与商业状况，称中国为“世界上最富足的国家”。该书成为16世纪欧洲了解中国的权威文本，奠定了欧洲早期中国认知的基础，虽具纪实价值，却亦隐含殖民扩张的信息需求。
2、英国的系统性调研
英国在殖民知识体系化方面表现突出。哈克卢伊特于1582年撰写《有关美洲发现的几次航行》，提出拓展北美殖民地以解决人口过剩与就业问题，为英帝国扩张提供理论支撑。1589年出版的《英吉利民族的主要航海、航行、贸易和发现》，系统记述欧、亚、非、美等地资源与人文，强调海权与海洋战略价值，推动英国国家战略转向海外拓殖。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虽未实现外交突破，却系统收集了中国沿海的地理、军事与社会情报。马戛尔尼在日记中指出清帝国“外强中干”，斯当东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则详述中国政治、经济与科技状况。这些报告为英国后续对华政策，包括鸦片战争，提供了关键情报基础。
3、俄国对新疆、西藏的考察
19世纪至20世纪初，俄国对中国新疆的考察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次数之多、调查之细，为其他国家望尘莫及。1845年俄国成立地理协会，系统组织和领导全国的地理考察。谢苗诺夫率队考察天山，指出该地区的富饶资源可为俄国统治中亚提供据点，其撰写的《天山游记》是世界上首部关于新疆天山的系统记载。1858–1859年，军人瓦利哈诺夫侦测喀什地区，记录地貌、资源与交通路线，为俄国进一步渗透新疆积累了大量地理与战略资料。
4、法国的学术化路径
法国则走出一条“学术化”殖民研究路径。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组建以传教士为主的科学团队，白晋编《中法字典》，马若瑟著《汉语札记》，杜赫德出版《中华帝国全志》，系统构建对中国的知识体系。拿破仑远征埃及时带领了包括数学家傅立叶在内的文化界精英，建立了埃及艺术和科学研究院，留下了多达23卷的《埃及志》，奠定了国际埃及学研究的基础。1898年，法国成立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会（后更名为法国远东学院），系统研究越南历史、文化与政治，出版《安南书目》等著作，为殖民统治提供学术支持。
三、殖民知识的两面性：批判继承与辩证思考
讲座的理论核心部分，柴彬教授深入探讨了如何评价殖民时期知识遗产这一复杂议题，提出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辩证分析框架。
1、知识生产的历史语境与双重属性
柴教授指出，评价早期区域研究成果必须置于特定历史语境中理解。这些研究诞生于15世纪末至19世纪的殖民扩张时代，具有鲜明的功利性特征。欧洲的扩张不仅依靠军事“硬件”，更依靠知识“软件”的支撑。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在殖民语境下体现出强烈的工具理性色彩。
然而，柴教授强调这些研究成果具有不可忽视的双重属性。柴教授用“药物”来比喻“殖民知识”的两面性。尽管其动机是殖民性的，但其留下的调查报告、游记、地图等材料也部分客观地记录了历史面貌。以马戛尔尼使团为例，虽然其访华目的是为英国收集情报，但《马戛尔尼日记》等文献详细记载了清代中国状况，成为研究18世纪末中国社会不可替代的史料。
2、理论建构中的知识霸权
柴教授分析了殖民知识体系如何通过理论建构确立霸权地位。瑞典博物学家林奈1735年在《自然系统》中创立的人种分类，瑞典博物学家林奈在《自然系统》中创立的人种分类，将不同大洲的居民赋予不同特质，这种分类为种族优越论提供了所谓的“科学”依据，成为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石。通过掌握命名权、分类权和解释权，欧洲建立起了全球知识话语的主导地位。
3、东方学批判与知识去殖民化
柴教授评价爱德华·萨义德为“西方学者里面少数的清醒者”。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揭示，东方学是“西方用于控制、重建和压制东方的一种方式”。这种批判视角揭示了知识与权力的内在关联，揭示了“文明使命”论的虚伪本质。通过知识生产和话语建构，殖民主义将侵略包装成“传播文明”。
4、中国道路：创造性转化的理论与实践
柴教授系统阐述了中国处理殖民知识遗产的独特经验。南非从非洲最发达国家到今天的困境，表明极端去殖民化并未带来繁荣。相比之下，中国的成功在于辩证处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关系。中国最大程度吸收了西方现代化成果，结合中国国情进行创造性转化，体现了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文化特质。
5、当代意义：建构中国特色知识体系
柴教授指出，国内学界对西方殖民时期知识成果远远研究利用不够。如理查德·哈克卢伊特的北美殖民研究等重要文献在国内几乎无人问津，既是学术资源浪费，也反映了知识考古的不足。
建构中国特色区域国别知识体系，既不能陷入西方中心主义，也不能走向狭隘民族主义。正确道路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性地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结合中国智慧创造性发展新知识体系。这种体系应超越殖民/反殖民的二元对立，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知识综合创新。
四、结语与讨论
柴彬教授的讲座从历史纵深的角度，系统梳理了区域国别研究从殖民时代到当代的发展脉络，揭示了知识与权力、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讲座不仅为理解区域国别学科的历史渊源提供了重要视角，也为当代中国如何开展区域国别研究、如何处理知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提供了深刻启示。
讲座结束后，马建标教授对柴彬教授的精彩分享表示感谢，并对讲座进行了总结。与会的师生们围绕讲座内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柴教授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讲座在充满学术氛围的互动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