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20日，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年度主题演讲第19期（总第388期）在文科楼510会议室成功举行。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王广涛副教授受邀以“日本政治生态变化与中日关系”为主题发表学术演讲。讲座由复旦大学国务学院郭定平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包霞琴教授担任与谈人，吸引了众多师生积极参与。

一、日本政治生态变化的几个特征

王老师将近年来日本政治生态的变化概括为三大趋势：右倾化、民粹化和保守化。

首先，日本政治右倾化呈加速态势。一是政党以及政治家的右倾化。自民党在2009年下台后为重返执政提出诸多激进主张，安倍晋三在再次竞选党首时亦提出较以往更为右倾的政策纲领。二是国家权力集中化。安倍在第二次执政时期，通过设立“内阁人事局”等措施强化了自身权力。三是安全政策激进化。2013-2015年间，安倍先后成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设立特定秘密保护法和出台新安保法案，对日本宪法形成实质性冲击。四是加强对舆论的控制，例如针对《朝日新闻》有关慰安妇问题的报道，发起“讨厌朝日”舆论攻势。

其次，日本近年来出现民粹化倾向。冷战时期日本缺乏民粹主义土壤，但冷战后曾出现几波民粹主义浪潮，如细川护熙（1993年）与小泉纯一郎（2001–2006年）执政时期。相较于依赖特定利益集团的自民党，在野党更倾向于利用民粹策略，煽动民意、迎合民众情绪。近年来，日本民粹化趋势进一步强化，日本维新会与迅速崛起的参政党即为典型代表。

最后，保守化构成了当代日本政治生态变化的重要社会基础。随着冷战后革新政党的式微，日本政治进入总体保守化阶段。保守化与日本社会思潮密切相关，王老师列举了几则日本“生活保守主义”的例子：一是尽管投票年龄下调至18岁，年轻群体投票率仍然偏低，反映出政治冷感；二是NHK调查显示，尽管日本当前面临多重问题，幸福感却高于经济最繁荣的1990年代；三是日本社会弥漫着“安于现状”的情绪和“小确幸”理念；四是民主党在“311大地震”与汇率问题上的治理失误，使民众重新回归对长期执政的自民党的依附。

二、从政治右倾化到社会右倾化

王老师梳理了学界关于日本是否整体右倾化的三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日本自冷战结束以来已经开始“右倾化”的进程，安倍2012年再度执政后右倾化取得突破性进展。第二种观点认为，在冷战结束后全球右倾化背景下，日本在政治与社会层面并未明显右倾，某些领域甚至呈现左倾趋势。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日本政治（尤其是部分政治人物与政党）呈现右倾化与极化特征，但社会层面的右倾化并不显著。王老师较为认同中野晃一在《右倾化的日本政治》中的论断：日本政治意识形态呈现“钟摆效应”，虽在左右之间摆动，但若“支点右移”，整体政治格局将难以回归原有状态。由此引出从政治右倾化向社会右倾化延伸的思考。

日本社会右倾化表面不显著，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右倾化主要由政党与政治人物推动，社会层面较少主动推进相关议程。二是竞选策略与议题设置导致选民关注点偏离意识形态，更聚焦经济与民生议题。例如，安倍政府在多次选举中突出“安倍经济学”，待执政稳固后再推行安全领域的右倾政策。三是民众呈现“脱意识形态化”倾向，多数支持自民党更多出于对稳定预期的考量，而非意识形态认同，从而掩盖了社会右倾化趋势。

尽管如此，王老师认为日本社会已出现隐性右倾化，并提出三点判断。第一，日本社会已经发生右倾化，但是囿于“社会”作为多元共同体的复杂性，学者多慎言社会整体右倾化，相关研究多聚焦于媒体、宗教、女性等具体领域，而避免以社会右倾化作总体判断。第二，社会各行为主体未必意识到自身的右倾化，呈现出“右倾化的无意识”。第三，社会右倾化虽已存在，但民众普遍不愿公开表达右倾立场，形成所谓“偏好伪装”现象，类似特朗普当选前美国部分选民隐瞒投票意向的情形。

由此可见，在国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日本社会右倾化同时包括看得见的右倾化和看不见的右倾化。正如堀幸雄所述，“新右翼的主导未必就是暴力团，而是日常我们身边所接触的那些具有虔诚信仰的人们。如果街头的那些右翼被视为‘穿着制服的右翼’的话，那么这些工薪族的人们则可以被视为‘穿着西装的右翼’，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大众中间存在，恰恰说明大众中间存在着接受右翼思想的土壤和空间。”从未来趋势来看，右倾化的自民党和政界人士将继续发挥强势的政治诱导功能，塑造右倾言论空间；国际形势变化也将助长日本社会右倾化；随着参政党等新兴右翼民粹政党崛起，民众或将逐渐放弃“偏好伪装”，公开表达右倾立场。

三、当前日本的政治碎片化困局

日本当前的政治碎片化，是右倾化、保守化与民粹化相互叠加的必然结果。这三种趋势在不同政党、利益集团及其支持阶层中各自“寻租”，削弱了政治整合的可能性。从近期各党党首表态来看，合作意愿已细化至“增税或减税”“议员数量增减”等具体议题，导致政治权力分散于多个派系与势力中心，政策共识难以形成，使作为少数派执政的自民党难以顺利施政。

政治碎片化的另一表现是区域性政党与民粹型政党的崛起。这些政党在向全国性政党发展过程中，常抛出极端主张。例如，参政党的兴起可视为“特朗普现象”（MAGA）的日本化再现——从“美国优先”转向“日本人优先”。在全球排外主义蔓延的背景下，日本社会中长期潜伏的排他性心理被激活，参政党的支持者不再受“政治正确”约束，以选票表达情绪。这一动员间接助推高市早苗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胜出。

关于高市早苗当选自民党总裁的原因，王老师归纳为三点：第一，小泉进次郎“评论门”事件引发舆论反弹。其团队被曝引导支持者发布攻击性言论，严重损害形象。第二，麻生派的关键支持。作为自民党内唯一派系，麻生派在第二轮投票中集体转向高市，成为决定性力量。第三，民粹主义浪潮助推。高市的政治立场迎合了自民党基层党员的右倾心理。

关于首相指名选举的前景，王老师指出：在公明党退出执政联盟后，自民党积极与各党协商，最终争取到日本维新会的联合执政意向。事实上，自民党作为第一大党，其一贯以温和稳健、能够整合多方利益的“国民政党”形象，使其在政治谈判中拥有更高的议价能力，高市的获胜概率一直很高。

然而，对于高市能否长期执政，王老师认为可能性较低。除非她如安倍晋三般成为强势且善于协调的政治领袖，否则需妥善处理以下四组关系：1. 府会关系：在维新会不入阁的前提下，维持政府与国会合作，推动预算与法案通过；2. 政官关系：高市与安倍同属积极财政派，与坚持财政纪律的财务省存在冲突，政策落地面临阻力；3. 党际关系：特别是与维新会的协调。维新会提出的“大阪副首都”“削减议员数量”等诉求若处理不当，可能引发执政联盟裂痕；4. 日美关系：高市是自民党总裁候选人中唯一未曾留学美国者，虽具人脉，其外交应对仍存不确定性。

四、对中日关系的（负面）影响

王老师总结认为，日本国内右倾化、民粹化与保守化趋势正系统性地对中日关系产生负面影响。高市上台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可归纳为以下几点：1. 中国不会“担心”或“忌惮”高市上台，但不乐见其当选对中日关系带来的潜在负面影响；2. 中日关系中的敏感问题，如靖国神社参拜与台湾问题，可能再次凸显，日方触碰此类问题的风险上升；3. 中日关系仍存交流与改善的窗口，包括即将举行的多边会议、特朗普再度执政的不确定性，以及高市外交团队中部分延续安倍时期的成员。日本或可“不喜欢中国”，但仍可采取务实稳健的外交姿态；4. 中国对日政策不确定性增大，主要责任在于日本首相频繁更替导致外交方向不稳；5.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18–29岁青年群体对华好感度显著高于其他年龄段。这部分年轻人通过网络与流行文化接触中国，形成更立体认知，为两国关系的民间修复提供了潜在积极力量。

讲座结束后，郭定平老师对王老师的分享表示感谢，包霞琴教授对讲座进行点评。王老师与在场师生围绕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讲座在热烈的学术氛围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