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19日下午，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第5期主题演讲在文科楼630室举行。德国图宾根大学“大中华研究”主任教授Gunter Schubert（舒耕德）主讲“对中国当下政治体系状况的反思”，国务学院郭定平教授主持。国务学院何俊志副教授、李辉博士以及院内的部分研究生和本科生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Schubert教授围绕与中国政治有关的三个主要问题展开。一是中国政治体系稳定程度；二是中国政治体系的合法性程度以及如何理解当下中国政治体系的治理模式及其韧性（resilience）。
Schubert教授首先分析了中国政治体系的特征。通过简要回顾自己的研究思路和历程，Schubert教授认为当下中国政治体系和治理模式有三个明显特征：第一，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发展主义贯穿于中国政策的始终，影响深远，几乎在所有行政层级（省、市区和乡镇）都可以看到发展主义的影子；第二，积极开展政策实验（policy experimentation）。也就是在重大政策出台之前，中央允许在个别地方进行政策实验并进行总结提炼，形成一定的模式之后再推广到全国的其它地方（先局部试点，再全国铺开）；第三，较高的政策效率，这个体制通过共产党内自上而下的控制来保证政策的实施和政治忠诚。在这三个特征中，发展主义是最为突出的特征，Schubert教授将分析的重心放在发展主义上。
中国发展主义。研究中国的发展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去进行评估。Schubert教授认为从以下一些政策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主义的影子。例如，中央在全国各地推动经济发展，不断强化国家的监管能力，同时还加大公共物品的提供，加快城市化步伐。这些都是发展主义的表现。由于发展主要集中在地方而不是中央，中国也可以被视为是一个“地方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在这种地方发展型国家中，国家的发展能够渗透到地方村镇（county）一级。并且，地方政策非常集中在如下一些方面：在中央政府权威的控制下通过提供公共产品来解决地方现实问题；在具体的实施环节地方拥有一定的自主性；最终，能够在地方发展中形成一些别具特色的模式。Schubert教授以江苏华西村和河南南街村为例，简要分析了中国作为地方发展型国家的优势和和局限。例如，在华西村的案例中，村里的公共产品提供几乎全部由华西集团来提供和负责的。包括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医疗、交通、健身、婚嫁甚至丧事都由华西集团来包办，而且华西集团的效率和质量都非常高。Schubert教授认为，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经济在提供公共产品上非常有效，但是它的一个局限是“政府包办”，一般的居民并未参与到公共生活和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Schubert教授认为这种发展主义和中国的体制改革是紧密相连的，对中国的体制改革模式（有限改革和制度调试）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发展主义的理解。
评估有限改革主义（limited reformism）和制度调试。Schubert教授认为目前中国政治的核心目标是保持社会稳定、保持政治合法性和维护一党统制。其中合法性是关键所在，中国国家合法性输出（output of legitimacy）包括以下几项：提供民主监督和负责任的统治；提供公共物品；适应中国国情；维护社会稳定和保护国家利益。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官方提出了“体制改革”。中国的体制改革试图通过党内民主来推动社会民主，通过自下而上的参与来实现渐进性民主化。通过强化司法体系来维护公平正义，通过增强从上到下的干部和政党责任来反腐败，同时扩大基层民众的政治参与。Schubert教授并不认同中国政治体制长期没有改进的说法。实际上，中国的政治体系的功能在发生着悄无声息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因为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它包括：对官员行为要求越来越严格；对程序公平的要求越来越高；对社会福利和发展质量（环保和生态可持续）的要求也日趋严格。为了回应这些社会环境的变化和挑战，执政者试图建立更有效率的社会控制机制并进一步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在中国当下，政府对干部和官员的责任要求和绩效考核都更为严格。
中国政治的未来。Schubert教授认为，按照他自己的观察和分析，只要存在某种“等级制下的有限改革”（limited reform under hierarchy），中国目前体制的合法性和治理效率还可以持续下去。但是中国体制是如何来维持自身合法新和治理效率的，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
讲座进入交流提问环节。郭定平教授指出在发展主义在亚洲国家的表现并不一致，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这一点需要引起我们注意。何俊志副教授认为中国各地方存在的那一些“show case”（像华西村一样的典型模式）可能并非是由中央的政策所激发出来的，也并非是向我们展示一种美好的未来，而不过是地方政府在炫耀其辉煌的过去。李辉博士认为中国地方干部的行为模式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表现，Schubert教授的分析在江浙一带经济发达的地方是符合的，但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情况并非如此。Schubert教授对上述问题和其它问题进行了回应。与会的老师和同学还对中国地方政府的“共谋现象”、中国政治的弹性限度、压力型体制和如何在中国进行政治问题研究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 黄振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