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15日上午，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2014年度主题演讲第6期（总第77期）在文科楼725室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史卫民教授带来了主题为“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的演讲，国务学院刘建军教授主持讲座。

        讲座伊始，史卫民教授介绍了政治参与调查研究的基本情况。政治参与重点研究主要分为选举参与、政策参与 、自治参与、社团等参与以及接触式参与五类，研究的主要视角则包括参与的认知、意愿、途径、行为、评价、背景、模式和比较等。在问题导向研究中，存在四种常用的测试办法：一是事实验证，即“是”与“否”的选择；二是单项选择，即多项问题的单一选择表现的偏好；三是事实评价，即用五个维度表现不同的评价；四是多项选择，以总提及频率表现的偏好。

        接下来，讲座具体讨论了中国公民政策参与的调查研究内容。在研究中，政治参与的评估指标主要分为客观状况评估标准和主观状况评估标准两个部分。客观状况评估指标包括对重要性、权利与途径、参与内容、参与程序的认知和实际参与情况，主观状况评估指标包括参与满意度、参与意愿和参与效能。史卫民教授指出，调查表明政策参与的客观状况与政策参与效能、政策参与意愿都呈正相关，与政策参与满意度呈负相关，说明中国公民政策参与越多，参与意愿和政策效能越强，满意度越低。而整体来说，中国公民政策参与处于中等数据水平。另外，史卫民教授也介绍了不同公民群体的差异性分析，指出不同年龄、学历、政治面貌、收入、区域的公民群体在政策参与上差异明显，而不同性别与民族的公民群体之间的差异较小。根据调查研究，史卫民教授认为中国公民的政策参与模式可以被归纳为“政策可接受性要求”类型，即强调公民对政策的接受度，而非强调改变政策本身的“政策质量要求”类型。

        最后，史卫民教授讨论了研究中关于参与基础——认同的部分。根据认同与危机的相关理论，调查将认同分为身份认同、发展认同、政党认同、政策认同、文化认同与体制认同六种类型，而危机压力则包含了生态、国际、社会、文化、政治与经济危机，而在认同与危机之间还存在权利、利益、政治沟通、政治参与和满意度因素这五种中介因素。通过对包含这些内容的调查结果进行回归分析，史卫民教授指出了五点结论。第一，调查结果中中国公民的高水平身份认同主要来源于民众对权利、政治沟通和利益的认知水平，因此任何忽略公民权利的做法都可能削弱公民对国家的情感。第二，中国民众带有一定矛盾性的体制情感。第三，中国公民对文化传统性、核心价值观和民粹主义的认同度较高，对文化多元性和极端民族主义的认同性较低。第四，中国公民在政策价值取向上对“公正性”的关注超过了对政策质量的关注。第五，中国民众的发展信心并不是很强，并且对国家经济发展更有信心。对个人经济发展信心略弱。

        演讲结束后，史卫民教授与在场师生就调查研究中的具体量化方法、调查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适用性等问题展开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