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30日下午，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2015年度主题演讲第33期（总第136期）在文科楼622举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吴逢时做了题为“政治制度决定环境保护？——兼谈比较政治学的范畴和方法”的主题演讲，讲座由国务学院胡鹏博士主持，周帆副教授、包刚升博士以及数十位师生参与了讲座及讨论。

吴逢时副教授首先从近年来五个关乎环境议题的公民抗争入手，引出政治制度与环境保护的话题。五个案例分成两组，第一组两个案例：台湾地区第四核能发电厂在台湾民众强烈的反对下长期搁置；日本安倍政府面对国内强大的反对声浪仍然执意重启核电站。台湾地区和日本类似的政治制度安排却出现了不同的结果。第二组三个案例：德国斯图加地区政府计划修建高速铁路，遭到当地民众极力反对，修建计划到了2015年踪迹全无；中国大陆深圳地铁8号线弃用磁悬浮，宁波PX项目在民众的反对声中最终搁置。案例所在地的政治体制不同，却出现了相似的结果。

比较案例显示政治制度安排可能会影响环保运动的结果，那么，在全球范围内的状况如何？这需要大规模的数据统计分析。现有的经验研究展示：政治制度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相对复杂的关系。首先是民主程度与环境破坏之间的关系。统计回归结果显示，民主程度跟所有的环境变量（二氧化碳排放量、二氧化氮排放量、森林退化率等）都显著相关，但更显著地影响这些环境变量的还是经济发展水平。其次是民主转型与环境的关系。以森林退化率为例，民主转型后的森林退化率会降低；但是同样的，经济发展水平的作用更为显著。第三个指标是政体变迁与环境的关系：政治分权对整体环境质量的影响不显著，但向威权的转型会使得环境质量变差。第四个指标是森林退化率，森林退化率与民主程度之间显示出一种“n”型的曲线关系：在极端威权化的情况下，森林退化率很低，这可能是因为强大的政治压制阻碍了大规模的工业发展；在民主转型的初期，森林会遭到很严重的破坏；随着民主化水平的提高，森林退化率又会开始逐渐降低。第五个指标是政体与国际环境协议的关系。一个国家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可能会有利于该国的环境建设，国际环境条约的履约性是一个很重要的中间变量。不同的实证研究的结果也可能不同。有的研究结果显示民主转型对环境保护有帮助，有的研究则发现民主转型起了反作用。

吴逢时副教授强调统计相关不等于政治相关，研究不仅要寻求数据上的相关，更应挖掘内在的因果关系。她提出了影响环境保护的六个可能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个人权利，主要是个人的经济利益，如土地所有制状况。第二个因素是收入与经济发展。例如许多学者都指出中产阶级不一定热衷于环境保护，实际上中产阶级在上升阶段对环境的破坏性特别大。如果没有国家进行公众教育的引导，不良好的个人行为会对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第三个因素是政府能力。政府自身的能力会对环境保护有着显著影响。第四个因素是政治的多元化。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不同群体的环境需求不同，一些特殊群体反而主动要求政府开发当地资源，例如巴西亚马逊雨林地区的居民。第五个因素是市场机制。吴逢时副教授提出一个疑问，能否用市场机制解决所有的环境问题？以《京都议定书》为例，前人对市场机制过于乐观，例如设立发达国家间排放额度买卖的“排放权交易”等条款，现实是议定书在实施的过程中遇到不小阻碍。第六个因素是全球化。一个国家卷入全球化越深，这个国家是否就越绿色？这也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

演讲结束后，与会的老师、同学就香港的港珠澳大桥困局、台湾核四与政党政治的关系、内蒙古草原生态保护状况、湘赣鄂三个内陆核电站重启的可行性等问题跟吴逢时副教授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CCPDS 蒙成龙 供稿； 国务 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