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18日，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2019年度主题演讲第04期（总第273期）在文科楼630会议室举行。香港中文大学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助理教授黃詩朗（Seanon Wong）发表了题为“谁认怂了？首脑外交中的意志投射”（Who Blinked? Projecting Resolve（or Lack Thereof）in Face-to-Face Diplomacy）的主题演讲。讲座由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唐世平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唐世平教授介绍了黃詩朗博士的学术背景以及本次讲座的主题。黃詩朗博士取得了南加州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博士学位，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助理教授，校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关注国际关系理论、安全研究、外交和政治心理学。他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全球安全研究》（Journal of Global Security Studies）、《欧洲国际关系研究》（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和《国际研究评论》（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等刊物上。本次讲座基于黃詩朗博士的一项长期的持续性研究，主要关注首脑外交中的意志投射。领导人在面对面进行谈判时，谁先“眨眼”便意味着先“认怂”，是缺乏决心的表现。基于心理学、微观社会学、语言学等理论，以1961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和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在维也纳举行的首脑会晤为例，本讲座从问题的提出、理论建构、案例分析三个方面依次展开，探究首脑外交中的意志投射及其背后的动态博弈。
首先，黃詩朗博士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围绕柏林占领区问题产生的争端引入，阐述本研究的问题意识所在。苏联欲将美国、英国和法国等西方势力驱逐出柏林。然而，西方国家坚定宣誓绝不撤出，苏联此愿未遂。黃詩朗博士引用了时任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与赫鲁晓夫针对柏林问题进行交谈的一个片段，进而指出在国际政治中领导人面对面进行直接互动，是一个评估对方决心的绝佳时机。另一方面，首脑会晤也有利于表现并确立在争议问题上己方的坚定意志。此外，在首脑面对面的交流中，领导人也更容易在谁更有可能坚定立场、谁更有可能退让这一问题上形成基本判断，达成某种默契。接下来，黃詩朗博士又列举另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在柏林问题出现的早期，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访问莫斯科时与赫鲁晓夫之间也出现过类似的情景。会面结束后，麦克米伦认为他已经成功地展示了美国的决心，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赫鲁晓夫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事实也确实如此，在场的苏联苏联国防部长阿纳斯塔斯·米高扬(Anastas Mikoyan)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这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问题，即对领导人意志或决心的判断是如何做出的？
黃詩朗博士接着从理论建构的角度进一步指出，现有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更关注于外在因素，无法解释在面对面互动中的内在动力。这样一种“廉价谈话”模式通常假定领导者的决心是相对权力（新现实主义）、传递有价值信息的能力（理性主义者）、制度约束（新自由主义）等外在因素影响甚至决定的。建构主义也不例外，就算是交际行为理论，以及最近的“修辞胁迫或诱捕”理论的支持者也认为信任来源于领导人通过规范等外在的观念或因素成功地将自己的主张合法化，而不是人与人的互动本身。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文献将注意力转移到情感表达以及大脑中神经元对交互行为的处理在面对面外交中所发挥的作用，试图打开这个“黑匣子”。
但黃詩朗博士认为目前的研究仍然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它回避了语言，即领导人在“交谈”中对措辞的选择及其对宣誓决心的影响。第二、决心是相对的，是两位领导人在面对面交流中产生的理解和认识。黃詩朗博士认为面对面的互动与发生在国家之间等更广阔层面上的互动有着根本的不同。人们在物理维度上相邻近的这种“共同存在”，会让同一环境下的人们受到许多其他条件的制约。因此，当事人有必要做到三点：即时（时间上）；在场（空间上）；有说服力。同时，有必要重新思考意志投射的含义，为“决心的表达”一词正名。在面对面交谈时，更多的是表演性话语，不能以真假为判别标准。如果领导人希望使对方明确感受到自己坚定的决心，不仅仅需要在自己表达观点的过程中具有说服力，同时还需要以同样有力且直接的回答反驳对方。除了“正确”的语言运用，“正确”的举止或手势在表示决心中也至关重要。表现得犹豫不决、结结巴巴、难以捉摸都极易弄巧成拙。怀疑、自信、尖苛的嘲讽甚或漠不关心都会在动摇对方决心时更令人信服。结合之前提到的两个案例，两位领导人通过往来多次的博弈较量，在会谈结束后会形成一种基本认识，汇聚为一个“焦点”（focal point），得出谁更有决心，谁先认怂的大致判断。例如B认怂了这一结论，不仅需要对手A认为B已经先认怂了，同时需要B知道A已经认为B认怂了，并且A也了解这一情况（即A知道B认为A已经知道B认怂了），如此循环往复。
最后，黃詩朗博士运用1961年赫鲁晓夫与肯尼迪在维也纳举行的首脑会晤的案例来具体解释及论证上述演绎。根据外交档案、回忆录、自传等相关记述，赫鲁晓夫首先暗示肯尼迪缺乏经验，软弱无能。肯尼迪也承认，美国在过去确实存在“误判”，且美苏实力旗鼓相当。尽管肯尼迪曾被多次告诫要避免与赫鲁晓夫展开有关意识形态的争论，但他失败了，并未能够占据道德制高点。他承认了柏林的非正常状态，最终未能有力的反击赫鲁晓夫的直接威胁。一言以蔽之，在这个过程中，肯尼迪首先认怂了。他先是显示出意志的脆弱，并且赫鲁晓夫立刻看透了这一点，同时肯尼迪也清楚的知道赫鲁晓夫已经看穿这一切。这也引发人们进行更多的思考，首脑外交是否百利而无一害？怎样算是“理想的外交官”？
讲座结束后，与会师生围绕首脑外交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谈判的最终结果或事情的发展走向、如何准群判断当事人意志投射的有效性、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在研究中的综合运用、领导人特殊身份对外交的影响、人工智能在面对面会晤时运用的可行性、档案选取和史料整理方面的建议等问题进行了持续热烈地探讨。
（CCPDS 丛琬晶 供稿；国务 审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