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13日上午，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2016年度主题演讲第04期（总第144期）在文科楼615室举行。来自多伦多大学的王慧玲副教授就“什么导致人们在威权国家中进行抗争？中国抗争政治中的资源，回报和风险”进行了演讲。国务学院郦菁博士主持演讲。

王教授首先就问题“人们为何抗争”进行了文献回顾。Davies和Gurr提出委屈不满、相对剥夺感可能导致抗争，Gamson和Van Stekelenburg将抗争归因于政治效能，Olson提出抗争是人们对成本、收益计算的结果，Gamson还提到资源动员的作用，而Verba等人认为个体掌握的资源，即教育和收入可能影响人们的抗争行为。然而，王教授提到抗争作为政治参与的一种方式，在威权政体中承受的成本远大于民主政体，文献中提到的众多因素并不完全适用于解释威权政体中的抗争行为。

随后，王教授介绍了研究的数据、因变量和自变量。数据来源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研究的因变量为参与抗争，即过去三年曾经作为组织者或参与者参与抗争则为1，未曾参与则为0。研究假设从不满、行为的风险回报、个体资源、政治效能等角度提出。从不满的角度提出，（1）社会地位：在社会中相对剥夺感越高，越会参与抗争；（2）可感知的经济不平等：与相同背景的人比较越不平等，越参与抗争。行为的风险收益而言，（3）自我利益：感知到抗争行为将保护或增进自我利益，抗争增加；（4）风险：抗争行为针对非政府实体，抗争增加。从个体收入和教育程度角度，假设出现两个相反效果，（5）掌握更多的政治知识和政治参与方式，增加抗争可能性；同时，收入和社会地位方面更高的机会成本，减少抗争可能性。就政治效能而言，（6）内部效能：对理解和参与政治的自信将增大抗争可能性；（7）外部效能：对通过正式渠道影响政治结果的自信降低抗争可能性。同时，还存在一些控制变量，（1）“人生易受性”数据：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有无子女、民族、是否外来务工人员；（2）个体资源：法律知识、媒介消费；（3）组织参与：是否为中共党员、是否工会成员。

就研究结果而言，96.83%的受访者表示未曾参与抗争行动，0.13%组织过抗争行动，1.96%参与过抗争行动，1.09%支持但未参与抗争。就假设检验而言，数据证实（1）针对特定的参照群体，收入平等与参与抗争的可能性呈现负相关关系；（2）社会地位与参与抗争的可能性呈现负相关关系，相较而言收入平等的负相关性更强；（3）教育程度与抗争呈现负相关关系，说明机会成本效应大于资源能动效应；（4）与收益相联系，增进自我利益与参与抗争呈现正相关关系；（5）抗争针对非政府目标，将降低行动风险，从而与参与抗争呈现正相关关系；（6）内部效能与参与抗争呈现正相关，即个人对理解和参与政治的自信越强，越可能参与抗议行动。在控制变量方面，（7）工会成员将降低参与抗争的可能性，工会不是一个动员抗争行动的结构，而是一个将委屈不满传达给掌权者的渠道；（8）掌握越多法律知识，越可能参与抗争；（9）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农村居民更可能参与抗争；（10）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少数族裔更可能参与抗争。

为了消除变量由个体选择引起的偏差，王教授进一步运用赫克曼修正法分别对城市和农村修正前后数据进行了比较，并得到新的发现：（1）社会地位和收入公平而言，相较农村，城市不公平感更容易引发抗争行为；（2）非政府实体而言，修正后的数据与参与抗争的相关性，显著程度下降，说明在针对政府的抗争人群中存在负面的自我修正；（3）外部效能而言，相较城市，农村地区外部高效能更易降低抗争可能性，说明农村地区具有政治资本、能够影响政治结果的个体更小可能参与抗争行动；（4）工会成员与抗争负相关性在城市地区更为显著，显示出城市地区聚集更多大型工厂与工会；（5）少数族裔与抗争正相关性在城市地区更显著，可能表明城市地区存在更多不平等政策；（6）虽然教育和收入两个变量单独和参与抗争都显示出负相关性，但城市地区大学教育水平的高收入个体参与抗争的可能性，相较同等条件的小学和中学教育水平的个体有明显增加，即教育程度抵消了一部分抗争的机会成本，显示出城市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对于民主政体的需要。  

综上所述，王教授总结了最终的研究结果。在导致人们进行抗争的因素中，不满本身不构成反抗的充分条件；威权国家意味着参与抗争面临更高成本；高教育水平者虽然可以运用更多资源参与抗争，但同时面临更大的机会成本，最终表现为参与抗争的负相关性；由于中华全国总工会是维护国家和政权的组织，因而工会并没有动员抗争的作用；外部效能在中国农村地区表现较为显著，“局内人”参与抗争的可能性更小。

（CCPDS 崔樱子 记录；国务 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