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20日，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年度主题演讲第25期（总第394期）在文科楼424会议室成功举行。喀麦隆马鲁阿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复旦发展研究院访问学者莱昂·玛丽·恩科洛·恩乔多（Léon-Marie Nkolo Ndjodo）受邀以“非洲当代思想演变”为主题发表学术演讲。讲座由复旦大学国务学院邓皓琛讲师主持，现场提供中文翻译，吸引了众多师生积极参与。
一、研究缘起与核心问题
开场时，恩科洛副教授首先回顾了自己在喀麦隆与中国的求学和研究经历，指出当代非洲知识界普遍认同的一点，是要在认识论上摆脱欧洲中心主义，建构“自主的非洲思想”。然而，他发现了一个悖论，即不少自称“后殖民”的理论家，在批判欧洲理性话语的同时，却重新接纳了殖民时期民族志关于非洲人的基本假设——即非洲人是神秘主义的、非理性的、情感化的，甚至在美学和政治想象上，对殖民时代形成了一种含蓄的怀旧情绪。
因此，本次讲座的核心问题是：当殖民民族学最具种族主义色彩的“原始心态”理论，被重新包装后融入当代非洲的哲学与社会科学，它究竟在哲学与意识形态层面扮演了什么角色？这种表面上追求认识论自主、实际上却复制殖民话语的现象，对非洲思想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二、“原始心态”概念与理性多元论的谱系
在梳理问题背景时，恩科洛副教授从法国民族学家列维·布吕尔谈起。后者在20世纪初提出“原始心态”概念，用以描述非洲、大洋洲、拉美与印度等“非文明”民族的思维特征：他们拒绝概括化与体系化，倾向于凭直觉和象征去理解世界，更关注背后的“不可见力量”，而非可观察、可论证的“次要原因”。
列维·布吕尔据此区分了两种理性：一是欧洲工业文明中的“逻辑理性”，坚持因果性、实证性和亚里士多德三大逻辑原则；二是“前逻辑理性”，主要处理神秘的、超自然的因果关系。表面上，他宣称这两种理性“等价而不同”，似乎是在反对种族等级论；但在实际效果上，却固化了“非洲人更接近巫术和神秘主义”的刻板印象。
这一思路后来被结构主义、解释学、“法国理论”以及文化研究所继承：伽达默尔强调要用神话与传统来补充科学真理，列维-斯特劳斯主张真理是各民族无意识结构的产物，福柯、德里达、德勒兹等后现代思想家则试图“给理性让位”，把疯狂、欲望、神话、巫术视为理性的“他者”。在英美语境中，罗蒂的新实用主义、霍尔和古哈等人的文化／庶民研究，也在不同程度上支持“多种理性并存”的立场。
恩科洛副教授指出，这条思想谱系轻易被引入口非洲语境：一方面，为反抗殖民等级论提供了理论弹药；另一方面，也让“原始心态”“神秘理性”换了一件更时髦的衣服，以“理性多元”“地方知识”的名义继续流通。
三、从民族哲学到后殖民：神秘主义的再生产
在上述思想背景下，21世纪非洲后殖民理论呈现两大特征。
其一，是对日常生活细节的痴迷。许多学者有意远离国家、阶级等宏大概念，认为这些抽象话语与普通民众关系不大，转而围绕笑话、谣言、仪式、巫术、性与身体等微观经验来生产知识。他们主张知识并非只诞生于大学等官方机构，街头、集市、酒吧乃至巫师那里同样可以成为知识源头，甚至有人认为大学教授掌握的知识并不比巫师更有效。
其二，是对图像与审美的迷恋。后殖民思想家普遍强调，非洲人不应再依赖抽象概念，而应通过图像、场景与叙事来理解现实，因此社会科学研究大举转向想象力、艺术与民间宗教。诗歌、传说、音乐、舞蹈乃至神秘主义被视为把握非洲社会的“正途”。这一审美转向在1970年代以来的非洲文学中表现尤为明显：马里作家乌洛格姆将非洲历史描写为非洲人自我施暴的历史，从而在客观上弱化了殖民暴力；科特迪瓦作家库鲁马则认为独立只带来贫困和独裁，甚至暗示殖民时期反而较好。
在思想界，喀麦隆学者姆本贝是这一倾向的集大成者。他主张从极端暴力、死亡威胁与物欲享乐出发理解非洲现实，并将此称为充满混杂性的“非洲世界主义”：在这种现实里，事实与虚构、政治与巫术难以区分，一切都呈现出不可理喻的状态。为说明这种“粗俗美学”的现实表现，恩科洛副教授展示了喀麦隆杜阿拉市中心名为“新的自由”的雕像：其造型粗陋、材料低劣，当地居民干脆把它称作意为“妖魔鬼怪”的“尊重”。在他看来，这正象征着后殖民话语中对低俗、混乱和丑陋的某种迷恋与固着。
四、追溯被遗忘的理性传统：从古埃及到曼德宪章
在批评完后殖民理论的神秘主义倾向后，恩科洛副教授并未停留在否定，而是通过三个案例，展示非洲历史中深厚而多样的理性传统。
1. 古埃及《孟菲斯哲学手稿》（公元前3000年）：阐述了普塔理念，认为创世之初就存在理性，万物根基是理性而非神秘力量。这个理性是动态的、辩证的，早在古希腊哲学家之前数千年就已探讨整体与多样、稳定与变化等辩证问题。
2. 方族创世传说《姆维特》（约500-800年前）：充满工艺、工匠、制铁等形象比喻，创世是从混乱中找到制铁方式，以智慧和行动改造世界。铜是核心元素，体现了技术理性和工匠精神。传说中的四个角反映了几何数学思维，某些元素甚至与现代宇宙大爆炸理论契合。
3. 马里《曼德宪章》（1236年）：早于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人人平等、免受暴力、受教育权、废除奴隶制等，表明13世纪非洲已在建立现代性。
通过这些例子，恩科洛副教授强调非洲并不缺乏理性传统，缺乏的是对这些传统的系统整理、概念化与当代转化。
五、非洲现代化的出路：借鉴中国经验
最后一部分，恩科洛副教授把讨论拉回到当下。他指出，在殖民统治和全球不平等格局下，非洲知识精英容易陷入一种“被支配的忧郁”：一方面，对国家失败与现代化挫折深感失望；另一方面，又不愿正面面对科学、技术和制度建设的艰难任务，于是转而迷恋神秘主义、日常经验与审丑美学。
恩科洛副教授提醒，类似的情绪并非非洲所独有。20世纪初的中国同样经历了列强入侵、国家危机与文化自卑，在这种处境中，部分知识分子也曾诉诸神秘主义与宗教救赎。但以五四运动为起点，中国知识界最终选择了“赛先生”和“德先生”，选择了科学理性与民主政治作为现代化的基石；新中国成立后，进一步通过扫除封建迷信、推广科学教育和技术工业化，把这种选择转化为国家发展的制度路径。
恩科洛副教授认为这段中国经验对非洲具有重要启示：首先，神话、谚语、传统艺术和宗教情感固然宝贵，但它们不能自动“变成”理论。只有通过概念化、逻辑分析和科学方法，才能真正理解并批判性地继承这些文化资源。其次，非洲要走出对殖民图景的浪漫怀旧和对自身现实的审丑迷恋，需要重新激活古埃及、方族宇宙论、曼德宪章以及其他地方传统中的理性火种，将其与当代科学技术和法治建设结合起来。最后，所谓“去中心化欧洲”并不意味着抛弃理性，而是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全球知识生产，用来自非洲的概念与问题意识，丰富人类共同的哲学与社会科学。
六、结语与讨论
恩科洛副教授在结尾呼吁，非洲思想界应从对“原始心态”的迷恋中抽身出来，在批判与自我反思中重建理性传统，以科学与技术、公共正义与人权理念为支点，推动非洲社会走向真正的自主现代化。
讲座结束后，邓皓琛老师对恩科洛·恩乔多副教授的精彩报告表示感谢，并对讲座进行了总结。与会师生围绕讲座内容展开了热烈讨论，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讲座在充满学术氛围的互动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