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27日，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年度主题演讲第21期（总第390期）在文科楼510会议室成功举行。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系张暮辉长聘副教授受邀以“产业竞争、经济脱钩与中韩关系的挑战”为主题发表学术演讲。讲座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郭定平教授主持，吸引了众多师生积极参与。
张老师首先简要介绍韩国总体宏观经济表现作为讲座背景。2012年，韩国正式进入20-50俱乐部，即人均收入达2万美元且人口超过5000万，这一指标通常被视为进入中等强国的基本门槛。至2024年，韩国的人均GDP与人均GNI均已超过日本，人均总收入接近5000万韩元。尽管韩国经济仍存在内卷压力、就业问题及财阀垄断等潜在挑战，但从直观数据来看，韩国已成为地区内不可忽视的经济强国，并具备在全球经济乃至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的潜力。
基于上述事实，张老师采取韩国的视角考察中韩关系。一方面，这有助于理解韩国政策决策者的思路；另一方面，韩国对华政策变动因政权频繁更迭而上下起伏，是中韩关系的最大变量。
一、回顾建交以来的中韩关系
韩国是中国建交较晚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两国于1992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从韩国视角看，中韩建交被视为其外交领域的重大成果：一方面，这被解读为中国在一定程度上疏远了朝鲜；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市场潜力巨大，正式建交为韩国开展对华投资与商业活动奠定了基础。总体来看，1992年至2010年间，韩国对华政策符合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接触”战略，韩国通过大量在华投资与业务合作，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受益者。
2010年成为中韩关系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韩国对华政策转向“对冲”战略。这一转变的关键诱因是当年夏天的“天安舰”事件——韩国海军舰艇失事，造成46名官兵丧生。尽管事件责任至今仍有争议，但韩国认定朝鲜为幕后主使。中韩关系受到影响的核心原因在于，韩国希望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谴责朝鲜，但未获中方同意。这一结果使韩国意识到，即便中韩经济关系日益紧密，也难以动摇中朝之间的特殊关系，此前“以经济绑定促使中国优先考虑中韩关系”的预期落空。
2015年被视为中韩伙伴关系的“顶点”。在经济层面，韩国对华出口占其总出口的近26%，远超对美、对日出口；对华直接投资规模接近对美投资的一半；两国还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韩国成为首个与中国签订自贸协议的主要发达国家。在政治层面，韩国时任总统朴槿惠受邀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并位于主观礼台的重要位置，体现出当时两国政治互动的高度。
2016年后，中韩关系迅速降温，核心导火索是“萨德事件”。从韩国视角看，尽管朴槿惠政府并非主动意愿，但在美国以驻韩美军存在与美韩同盟延续性为筹码施压后，最终促成部署。萨德部署后，中国采取限韩令及一系列制裁措施，直接导致2017年起韩国汽车在华销量大幅下滑，部分相关业务撤出中国市场。
2022年尹锡悦当选韩国总统后，韩国对华政策转为“遏制”战略。与以往政府务实风格和经济合作导向形成鲜明对比，尹锡悦政府推行“价值观外交”，并暗讽中国“未遵守部分国际秩序”。此外，其外交转向还表现为积极参与北约峰会、在俄乌战争中向乌克兰大量军售、推动日韩全面和解、主动放弃二战期间韩国劳工对日索赔并由韩国财阀设立基金赔付，以及推动美日韩关系从松散多边向“准同盟”演变。
总体来看，韩国学界与政界大致分为自由派与保守派，两派在外交层面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对朝态度上，自由派主张通过对话与合作处理对朝关系，保守派则主张实施制裁；二是在对中美关系定位上，自由派主张在中美之间保持中立，通过与美国合作保障安全，与中国合作保障经济，而保守派则主张全面倒向美国，认为强化美韩同盟才能增强对华谈判筹码。韩国学界与民众中主张“疏远美国、重新加强对华合作”的观点仍占极少数。
二、中韩产业日渐竞争的关系
2024年4月，韩国经济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崔相穆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明确表示“中国是韩国的竞争对手”。这一观点的依据是中韩贸易格局出现历史性逆转——自1992年建交以来，韩国在中韩贸易中始终处于顺差地位，但2023年首次转为逆差，且预计这一趋势将长期持续。
贸易逆差转变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韩国供零件、中国做组装”的生产格局被打破。随着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关键零部件已实现自主生产，对韩国进口的依赖大幅降低。
当前中韩贸易的结构变化进一步印证了两国竞争关系的强化。首先，两国进出口品类高度重叠。2023年韩国对华出口前三类产品为半导体、合成树脂、无线通信设备，对华进口前三类则是半导体、精细化学品、电池，可见两国已进入“互相出口高科技产品”的阶段，出口品类相似度逐年提升。其次，两国科技实力差距收窄。韩国工业技术评价院2023年报告显示，在25个主要工业技术领域，美国仍居多数领域领先地位，韩国虽在大部分领域领先中国，但中国增速迅猛，已在航空航天、3D打印领域实现超越。第三，显性比较优势重叠。通过显性比较优势测算，中韩仅在中低科技（炼油、金属冶炼）和低科技（纺织、食品）领域仍存互补性；而在高科技（航空航天、半导体、医药、新能源）及中高科技（汽车、造船、精密机械、化工）领域，竞争关系正持续深化。
张老师最后以韩国支柱产业面临中国竞争的具体案例作为本节结尾：在电池产业，中国的宁德时代和比亚迪占据全球市场份额前两位，韩国LG新能源排名第三；在造船产业，2024年1-8月中国接单量达66单，位列世界第一，韩国为21单，位列第二。尽管韩国在LNG船等细分领域仍具技术优势，但中国正逐渐形成垄断地位。
三、中韩产业关系的脱钩
中韩产业脱钩趋势可从韩国对美与对华投资的差距中直观体现：2015年韩国对美投资额是对华投资的2倍，到2024年这一比例已扩大至约20倍。中韩产业脱钩并非单一因素导致，而是“被动式脱钩”和“主动式脱钩”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被动式脱钩方面，美国对华芯片领域的制裁直接迫使韩国相关企业调整在华布局。美国针对14纳米以下芯片制造实施对华制裁，三星、SK海力士在华工厂一度面临受限风险。虽然后续美韩通过外交协调，为韩国企业争取到允许从美国进口相关制造设备的豁免权，但SK海力士仍选择转让在华工厂股权，并将研发中心迁回韩国。
在主动式脱钩方面，韩国近年来主动出台多项政策，推动企业脱离中国市场。第一，借鉴日本供应链管理经验，韩国推出“供应链三法”，从法律层面为产业脱钩提供支撑。第二，韩国早在2013年就启动产业回流政策，在引导企业从中国回迁上成效显著——统计显示，已实现回流的115家本土企业中，有97家来自中国。
在关键矿产领域，韩国的脱钩行为同时包含主动布局与被动应对，是中韩产业关系变化的缩影。
从主动脱钩来看，韩国于2023年出台《关键矿产国家战略》，主动推进供应链去中国化。韩国对中国依赖度最高的关键矿产是锂、镍、钴，这些是其电动车、电池等支柱产业的核心原材料。韩国在关键矿产的中游加工依赖中国，仅下游制造具备优势。为破解依赖，韩国采取双重措施：一是与澳大利亚、阿根廷、刚果（金）、印尼等国签订长期矿石供应协议，保障上游资源；二是发展国内矿产加工能力，减少对中国加工产品的进口。
从被动性脱钩来看，拜登政府的《通胀削减法案》迫使韩国在“中国供应商”与“美国客户”间做出选择，进一步推动对华脱钩。该法案针对新能源产业的补贴规则对韩国电池企业形成直接约束：若电动车电池所用关键矿产来自美国或其自贸伙伴国，每辆车可获3750美元补贴；若电池生产、组装全在北美完成，每辆车可再获3750美元补贴；同时规定电池供应链不得与“受关注的外国实体”（含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相关。韩国电池出口高度依赖美国市场，同时又依赖中国供应原材料，陷入“客户与供应商冲突”的困境。最终韩国选择优先满足美国要求，通过以下方式调整：大规模赴美投资电池工厂以符合北美生产条件；推动电池产业中下游对华脱钩，包括转让在华业务主权、完全撤出中国市场、搁置与中国在第三国的共同开发计划，转而与澳大利亚合作——韩国认为澳大利亚“价值观相近”，且兼具成本优势与美国自贸伙伴身份。
上述调整直接反映在数据上：2023年韩国对华电池产业依赖度达到峰值后，2024年起对华进口额明显下降，预计2025年进口额将不足2023年的三分之一。这一变化主要源于韩国找到澳大利亚的替代供应，并提升了本国矿产加工能力。
四、对中韩关系的未来前瞻
中韩关系常通过“推力-拉力”逻辑进行分析。一方面，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与互惠关系是推动中韩关系向前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美韩同盟、朝鲜问题及韩国对华不安全感则是影响关系的拉力。然而近年来，相互依存关系出现显著问题：首先，韩国对中国存在较深依赖，而中国对韩国的依赖度较低，这种不对称关系在萨德事件后引发韩国对中国“相互依存武器化”的担忧；其次，中韩经济关系的互惠性逐渐减弱，高科技领域更多呈现竞争态势；此外，韩国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的难度随着中美对抗加剧而上升。
总而言之，张老师认为，中韩关系正处于新的“十字路口”，其底层逻辑已发生长期不可逆的变化——推动中韩关系前行的动力不足，而拉力的作用日益增强。究其本质，随着韩国对中国的优势几乎不复存在，韩国需要适应并思考如何与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相处。
讲座最后，郭定平老师感谢了张暮辉副教授的分享并作总结。张暮辉副教授同与会的老师和同学对中韩经济的竞合关系、韩国“学而优则仕”现象、日韩政企关系对比、中美韩三边关系等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