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7日，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年度主题演讲第23期（总第392期）在文科楼615会议室成功举行。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国际政治系主任、副教授赵思洋受邀以“知识转型视角下近代中国关于‘全球南方’知识生产的史前史”为主题发表学术演讲。讲座由复旦大学国务学院殷之光教授主持，吸引了众多师生积极参与。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意识
赵思洋老师在本次讲座围绕“近代中国关于‘全球南方’知识生产的史前史”展开系统论述，聚焦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学者如何认识并书写东南亚、拉丁美洲等“全球南方”地区。赵老师指出，尽管现今学界多以1964年作为中国国际政治学与区域国别学制度化起点，但若回到近代中国，可以发现大量与国际关系、外交学、比较政治等交叉的区域知识生产文本，构成了今日区域国别研究的历史基础。
赵老师强调，在当下强调构建中国特色知识体系的背景下，我们往往过于依赖古代传统而忽视了近代这一连接古今的重要转型期。事实上，近代中国既承续了部分传统的知识结构，又在回应国家危机与世界变局中孕育了新的学科体系与知识范式。因此，重访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历程，不仅是学术史研究的需要，也为今日中国知识自主提供了重要启发。
赵老师提出了四个贯穿讲座的核心问题：第一，知识生产的内部逻辑与外部条件如何相互交织；第二，知识传统如何在现代转型中延续或断裂；第三，在主流学术建构过程中哪些知识被遮蔽或边缘化；第四，西学东渐背景下外来知识与本土传统如何互动并重组。
二、从古代传统到近代转型
赵老师系统梳理了古代中国域外知识生产存在的经学、史学、文学三大知识传统，以及文本书写与口述传统两种知识形式。从知识类型看，既包括现实性的官方制度化知识，也包括非官方的商旅、僧人、士大夫游记，还有想象性的域外知识（如明清志怪小说），这些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域外想象和世界观念。
从知识转型角度看近代中国区域国别研究，需要注意如下问题：第一，影响区域国别知识生产的内部和外部因素有哪些？所谓内部，是将知识生产作为单纯学科内部的知识积累的过程，或者范式转化的过程。所谓外部，是强调社会性的因素，比如说行政机构的指令、政治的事件，国际局势的变化对于知识生产和研究议程设置的影响。第二，警惕或者反思“辉格史观”下的知识史，回到真正的历史语境，我们可以发现很多边缘的、断裂的东西，进而是这样的学科知识史讨论可以发现丰富多元的内容。第三，就近代中国区域国别知识而言，需要注意到其从西学到东学再到新学、科学的传播过程，以及与此同时展开的本土接纳与重塑过程。
区域国别知识从古代中国经史子集为框架的域外知识生产中脱胎而来，在生产主体与生产内容两个层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近代知识生产的主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传教士、学者、报人、官员、华侨华人、开明士大夫等，最终大学机构成为了知识与话语生产的最重要主体。另一方面，近代中国区域国别知识的生产内容从夷学、西学、新学到科学。知识内容从早期世界史地知识、国际法、世界时务，慢慢到分科之学形成三大学科，世界史、政治学和社会学，这三个学科都不同程度在1920年代之后参与到区域国别的知识生产之中。
三、区域知识的典范案例：“南洋学”与“拉美书写”
在具体案例方面，赵老师重点介绍了“南洋学”的知识谱系，视其为近代中国区域知识生产的代表。作为近代中国最为完整的区域知识体系，民国时期的南洋研究在民国区域研究的学科史中扮演重要地位。通过构建数据库，他揭示了南洋学发展历程的总体特征和议题中心，并将其划分为1912-1927、1928-1937、1938-1949三个主要的阶段。围绕不同阶段中国南洋学的学术刊物与团体的演进、学术发表与研究议程的设置为中心，揭示了民国时期南洋研究由发轫到成熟的历程，学术共同体逐步成型和理论意识的渐趋成熟的过程，进而展现出国际政治变迁下中国学人关于南洋知识生产的自主性探索。实际上，民国后期的南洋研究已在学术对话意识、区域形势分析等方面产生了诸多很高水平的研究。民国学人以南洋为代表建构自主的区域知识体系的努力不应被遗忘。
拉丁美洲研究的出现略晚于南洋，但在20世纪初也逐步兴起。赵老师回顾了从“南美”到“拉丁美洲”这一术语转变的历史轨迹，并指出中国学者主要关注阿根廷、巴西、智利等国家。通过翻译英美日学者著作及自主研究，中国学人对拉美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外交政策等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
四、国际关系学科的兴起与区域知识的嵌入
赵老师特别指出，国际关系学在中国并非起源于建国之后，而应追溯至民国时期。他引用《民国时期总书目》数据，指出当时出版的国际关系、外交学相关著作已达1400余种，除少数理论性专著外，大量作品聚焦于具体国家、外交政策、对华关系、战争与合作等区域性议题，展现出明显的“区域—国际”交叉特征。
与此同时，民国时期的专业期刊和学术团体如《外交报》《世界知识》，以及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外交问题研究会等机构活跃开展活动，推动了国际关系作为独立学科的制度化进程。高校课程体系亦早已涵盖国际关系史、比较政治、外交实务、国际法与条约、中外政治制度等内容，区域国别知识的讲授早已纳入教学体系之中，为今日学科架构奠定了深厚基础。
通过对这些出版物与教学安排的梳理，赵老师强调，区域知识不仅作为经验素材支撑国际关系教学与研究，更是推动该学科理论生长与实践延展的重要力量。
五、总结与启示
赵思洋老师在讲座结尾指出，近代中国关于“全球南方”的知识书写，是中国知识界在面对西方冲击与内部变革双重压力下的重要回应。从南洋学到拉美研究，从天下观到区域认知，从启蒙大众到学科建构，这一历史过程不仅揭示了知识生产如何回应时代变局，也体现了中国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思考与定位。
赵老师认为，重返近代这一被忽视的历史环节，不仅可以为今天的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与方法积累，也有助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科体系。通过重新发现这些历史脉络，我们能够更深刻理解中国学术传统的连续性、变革性与多样性。
讲座结束后，殷之光老师对赵思洋老师的精彩分享表示感谢，并对讲座进行了总结，祁怀高老师予以了评论。与会的师生们围绕讲座内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赵老师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讲座在充满学术氛围的互动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