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19日，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年度主题演讲第24期（总第393期）在文科楼424会议室成功举行。厦门大学法学院魏磊杰教授受邀以“‘一带一路’政策视野下的滇缅战略新通道：机遇与挑战”为主题发表学术演讲。讲座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殷之光教授主持，吸引了众多师生积极参与。
魏教授开场以两张地图展示了中国通过缅甸建设通往印度洋的战略通道（滇缅新通道）既是重大机遇，也是严峻挑战：在机遇方面，如果中国能够通过缅甸获得印度洋出海口，就能在地缘上获得类似美国的双洋优势；在挑战方面，缅甸并非一个稳定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而是军政府、民地武、地方军阀长期混战的局面，滇缅新通道穿越多个武装林立的区域，在非统一国家环境下推进合作将面临不确定性，成本和风险都显著高于国与国之间的传统合作模式。
一、中缅战略新通道的机遇
缅甸作为和与我国有着近千年历史的邻国，我们看似了如指掌，实则一直在雾里看花，国内关于缅甸的研究相当之少。在《东方化:亚洲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一书中，拉赫曼认为未来将由中国和印度一起主导全球，若能善用这一地缘优势，有望成为连接中印的新桥梁，实现显著发展。
魏教授指出，2017年中缅油气管道的开通对中国具有重要战略与经济意义。在战略层面，中国高度依赖海外能源，约八成原油进口需经马六甲海峡，这一“咽喉要道”在潜在冲突中极易被外部力量封锁。因此，建设中缅油气管道为中国提供了一条绕开马六甲的替代能源通道。在经济层面，中国原油消费长期高于国内产量，每年进口已超过七千万吨，且预计二十年后进口规模将达到目前的五倍。相比海运，管道运输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因此该项目建设也体现了基于经济理性的决策。
然而，油气管道的开通并未解决所有问题。一方面，除油气资源外，中国还需进口铜矿、铁矿及稀土等矿产资源，这些资源主要来自中东、非洲、澳大利亚及环太平洋地区，同时中国也需要通往这些地区的出口市场，这使得保障印度洋航线的畅通对中国政府愈发重要。另一方面，早在2010年中国与东南亚贸易总额已接近3000亿美元，但其中绝大部分依赖海运完成，来自缅甸、老挝和泰国的货物则需依靠卡车在山区艰难运输。若能建设高速铁路，无论是时间成本还是运输费用都将显著降低。魏教授由此引出泛亚铁路计划，该规划分为西线、中线和东线三条路线。目前中线的中老铁路已建成通车，而战略意义最为重大的正是经过缅甸的西线方案。
魏教授提出“泛亚铁路”规划下开通“滇缅新通道”的重要机遇：
第一，有助于缩小中国东西部发展差距。对中国政府而言，缓解沿海与内陆地区的发展不平衡是当前重要任务。西南地区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其地理区位远离海洋，导致参与国际贸易的成本较高。为此，国家发展规划需要包含两个方向：一是建设包括机场和高速公路在内的新型基础设施，加强边疆省份与东部沿海的互联互通；二是通过建设泛亚铁路通往印度洋的“战略陆桥”，使中国形成面向两大洋的“双海岸”格局，从根本上改善内陆地区的对外联通条件。
第二，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虽占总人口7%，但总量超过一亿，相当于法国与西班牙人口之和，且聚居区域占国土面积一半。作为缅甸邻省的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其对缅政策的制定首先需要考虑如何通过深化双边合作促进云南经济发展，从而增强边疆地区的向心力与凝聚力。
第三，增强国际影响力。以曼德勒为中心、半径逾一千公里的区域内生活着超过六亿人口，约占全球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但该地区普遍处于贫困状态，其贫困人口规模可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相比。建设“泛亚高铁经济圈”将有效推动“国际减贫”进程，同时显著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随着经济实力的持续增强，中国展现出构建区域影响力范围的明确意愿。要使这种追求平等地位的权利主张获得国际社会更广泛认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力量需在安全与经济领域提供更多公共产品，通过构建惠及他国的利益分享机制赢得国际支持。当前，中国通过与拉美、中东、中亚及非洲建立经济伙伴关系，主导推进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已成为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主要方式。在此框架下，滇缅通道的建设将成为提升中国在缅甸及周边区域影响力的关键举措。
第四，对冲印度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印度的“东向战略”主要基于两方面考量：其一在于突破西里古里走廊的战略困境。这条宽度仅二十多公里的狭长地带是连接印度东北六邦的咽喉要道，该地区以少数民族为主、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若此通道受制于人，将直接威胁国家领土完整。其二旨在拓展东南亚影响力以与中国竞争。该战略以东北六邦基础设施建设为支点，通过与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及缅甸的互联互通，将其影响力从南亚延伸至东南亚。作为通往东南亚的重要门户，缅甸自然成为这一战略实施的关键环节。三是藏南地区问题。假如印度的“东向战略”受挫，东北六邦发展受挫乃至出现寻求独立的不稳定情况，将为中国未来收复藏南地区提供机会。
二、中缅战略新通道的挑战
然而，中缅战略新通道的推进长期受阻，其困境与中越之间的历史纠葛不同，西线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特别是缅甸国内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长期矛盾。
在地理格局上，缅甸具有鲜明的二元结构特征，传统上划分为本部与山区两大部分。包括伊洛瓦底江和锡唐河流域的平原地区约占国土面积一半，聚居着全国三分之二以上人口，是主体民族缅族的主要聚居区，从上游河谷延伸至孟加拉湾三角洲。山区则由东西两部分构成：西部山脉延伸至喜马拉雅山麓，居住着那加族、克钦族等信奉基督教的少数民族；东部高原面积与英格兰相当，以佛教徒掸族为主体（缅甸第二大民族），同时分布着佤族、德昂族等数十个山地民族。这一区域堪称世界上民族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其复杂程度可与高加索地区相比，历史上始终难以建立有效的中央集权统治。
从历史维度看，民族矛盾源远流长。自1044年蒲甘王朝建立至1885年贡榜王朝灭亡，三个统一王朝均由缅族建立。在漫长历史时期，缅族始终主导着缅甸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然而，这种统治多依靠武力维持。孟族（勃固王朝）、掸族（阿瓦王朝）和若开族（阿拉干王朝）都曾建立独立政权，与缅族王朝爆发多次大规模战争，其中孟族与若开族王国直至18世纪后期才被完全征服。而克钦族、克伦族、钦族等民族长期保有自身的行政、司法与文化体系，与中央政权仅维持朝贡关系。这种松散的行政体制导致王朝实际控制力随距离首都的远近而递减，从未形成真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上的“散装”格局延续至今，演变为当前的军阀割据状态。
在治理模式方面，无论是文人政府还是军政府执政，均延续大缅族主义的民族政策。吴努政府时期推行强制同化政策，严重伤害少数民族宗教情感；奈温军政府将大缅族主义推向极致，通过1974年宪法将权力集中于缅族军人集团，并实施单一语言政策，剥夺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尽管后续政府有所调整，但始终未能根本改变深层的大缅族主义倾向。这种治理方式导致缅甸陷入全球持续时间最长的内战，至今未息，特别是在关乎中国战略利益的缅北地区，衍生出地方武装割据和电信诈骗等复杂问题。
三、中缅战略新通道的未来和中国的应对
需要探索新的政治出路。尽管东南亚国家普遍对缅甸年内举行大选持保留态度，但中国与印度选择支持这一进程，其背后是我方认为缅甸军方不可能完全退出政治舞台，缅甸只能通过渐进式改革而非彻底革命来实现稳定。相较于持续动荡或长期紧急状态，有组织的选举更可能创造可控的政治环境。因此，推动缅甸通过选举走向稳定，已成为近年来中国对缅政策的核心取向。
从长远发展看，泛亚铁路西线方案必须经过缅甸，这就要求中国必须应对当前军政府、反对派与民族地方武装之间错综复杂的局面。缅甸局势呈现出多方博弈的复杂态势：在缅北地区，民族地方武装分化明显，部分组织受西方势力影响；军政府与民族武装之间因根深蒂固的“大缅族主义”和权力合法性需求而矛盾难解，导致中国维护边境稳定的举措常被误读为支持地方武装，严重削弱中缅互信；与此同时，缅甸军政精英与民间社会对华均存有隔阂——军政府高层因历史积怨、西方背景及大国平衡战略而心存戒备，民众则因历史记忆与价值观念差异更倾向亲美立场。这种多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共同构成了中国推进对缅战略必须面对的现实困境。
综上所述，中国在缅甸的核心利益在于保障能源通道安全、维护“一带一路”项目与在缅投资、打击跨境犯罪及通过巩固经贸安全合作制约西方影响力。然而现实困境在于：执政的军政府无力实现和平，反对派联盟受西方支持却组织松散，各民族武装则各自为政追求经济利益，三方形成僵持格局。特别是大缅族主义深化了民族隔阂，而民主化诉求又加剧了军政府与地方武装的对立，使局势更趋复
杂。
最后，殷之光老师感谢了魏磊杰教授的分享，并对讲座进行了总结。魏磊杰教授同与会的老师和同学对跨国行政合作、中缅管道、边疆民族治理等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