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6日上午,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2016年主题演讲第14期(总期第154期)在文科楼615举行。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公共事务学院主任Karen Mossberger教授应中心之邀,为我院师生带来了主题为“美国的数字政府和数据时代下的公民权”的讲座,复旦大学国务学院敬乂嘉教授主持了讲座。

敬乂嘉教授首先介绍了Karen Mossberger教授的学术经历,Karen Mossberger教授于1996年从韦恩州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美国执教数年,先后在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公共管理学院担任副系主任、系主任,并被伯明翰大学授予荣誉教授等,目前在公共事务专业全美排名第五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公共事务学院任系主任。在Karen Mossberger教授的自我介绍中,她讲到自己的研究领域包括数字政府、技术对管理的影响、城市政策等,在她看来,数字政府不论在学术研究上,还是实践中都意义深远。
在讲座最开始,Karen Mossberger教授定义什么是数字政府。有些学者认为政府之间的信息、服务传递,以及线上参与的机会等,但教授认为数字政府不单单是先进的设备应用或是大数据的简单堆积。要充分理解数字政府,还需要正确理解移动政府以及开放政府等其他概念。在理解了“数字政府”的含义时,需要联系当今网络相互联系的时代背景。正因为相互联系的网络,使得开放数据、大数据得以存在并发展,进而推动了数字政府的兴起和发展。
讲座的主体部分来自于Karen Mossberger教授对自己研究领域的详细阐述,充分体现了Karen Mossberger教授对数字政府、电子政务等的理解和认识。无论是数字政府还是电子政务都离不开对数据尤其是大数据的分析,而这样的实际应用在当前比比皆是,例如“智慧城市”的建设。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研究仍旧存在缺陷,比如相关数据的缺乏,大数据的界定和具体分析方法等。
因此,如何更好地认识数字政府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当前普遍认可的视角有两种,第一是企业家视角:在重塑政府和新公共管理的影响下,基于顾客导向和服务导向的政府定位,追求高效、创新、透明和参与。当前尽管学界对这些价值目标有很多的反对和批判意见,但Karen Mossberger认为没必要全盘否定,尤其在智慧城市和公民参与这两个研究领域而言,这一视角还是有一定的指导价值。另外一种视角是参与视角,这是新一次公共管理改革后的产物。追求的目标除了透明之外,更加强调追责和参与。同时科技对于当前政府管理的影响也在其中,官员和管理者之间新形式的沟通交流,更加重视问题处理以及和公民关系。
在Karen Mossberger教授看来,数字政府如何影响公民和政府之间关系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也是教授当前的研究领域。这样的关系中不可缺少的就是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信任也同样是数字政府发展的重要基石,不单单存在于发展的过程之中,同时也是数字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交流合作的前提。为了帮助在场师生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Karen Mossberger教授提到了一个和Tolbert合作的项目,通过研究公民浏览政府官方网站的行为更好地展示信任和公民态度对联邦政府和当地政府发展的影响。
Karen Mossberger教授对数字政府的发展趋势也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尽管很多早期研究发展有很多积极的发现,但必须强调的是这些并不是所谓的透明政府或是参与型政府,很多只是在线上实现服务的传递。因为之前提及的研究涉及到了当地政府,Karen Mossberger教授特意介绍了当地政府和信息传递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进一步发展。
紧接着,Karen Mossberger教授阐述了对网站数据研究的方法问题。在Karen Mossberger教授看来,编码是很基础的方法,同时还需要有捕捉社交媒体中急速扩散信息的敏锐。教授还是以自己的一个研究作为例子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解释。不可否认,当前因为社交媒体自身的诸多优势,使得社交媒体在各个层面都有很广泛的渗入。教授以美国三大使用最广的城市路易斯维尔、西雅图和芝加哥为例,进行了更加深入的阐释。
同时,Karen Mossberger教授对开放数据如何实现扩散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信息透明公开是最为普遍的扩散形式,相比之下,参与则更为少见,合作最为罕见。这样的大数据扩散在众多美国城市也被广为接受,因为美国城市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通过很多的定量研究,尤其是多变量回归的分析,可以发现更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市长咨询系统(数据扩散)更为专业。也就是说更多深层次的数据将随着公民的教育程度的提高而被扩散开放。
最后,Karen Mossberger教授认为如何将下面想法运用于中国将很大程度决定数字政府在中国发展的程度和深度:
如何更为有效将数字政府、移动政务等新概念运用于中国?如何比较中美数字政府之间的不同发展趋势?对中国数字政府的发展而言,什么样的目标是重要的?如果说在美国,数据的不平等是因为权力下放的联邦政体,那么在中国具体情况如何?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如何互相学习借鉴?如何处理目标和实际情况的不同,如何调整目标,或是如何改善实际情况?
在讲座中间和最后的提问环节,在场的教授和同学积极提出疑问,在公开信息的可信度,网络的普及性,民众对电子科技的适应程度,电子政务对政府内部决策的影响以及政府对电子平台的选择等方面进行了细致讨论。
(CCPDS 何菁 供稿; 国务 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