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22日下午，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2019年度主题演讲第6期（总第275期）在文科楼615举行。来自佐治亚理工大学的John Walsh教授以“科学研究的组织病理学：分工与撤稿（Pathogenic Organization in Science: Division of Labor and Retractions）”为主题做了报告。

Walsh教授是佐治亚理工大学的公共政策教授，战略管理兼职教授和《Research Policy》的编辑。他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社会学系，主要研究领域是知识产权、科研合作、创新政策。讲座由国务学院唐莉教授主持，李寅青年副研究员及来自同济、上财的一些师生出席了讲座。

讲座伊始，Walsh教授指出“科学的不可靠性”在近年来愈发受到科学共同体、政策制定者和公众的关注，科研丑闻、高端杂志撤稿和经典研究重复失败的事件频发。但遗憾的是，尽管科学研究以高度分工的集体合作形式出现，目前关于这一议题讨论都还停留在个人操守和社会监督层面，而对组织架构与分工对科研成果的影响尚无探析。

Walsh教授认为，分工是科研的组织病理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巴尔干化”的学术分工会导致科研项目更易“生病”——分工导致的责任的不明确会造成责任制的失灵和责任的弥散；学术界对快速学术成果的需求会诱使学者倾向于修正、掩盖甚至造假数据以快速生产文章；学术界广泛存在的高信任的职业文化使得合作中的相互监督变得困难等等。这些组织结构因素都会招致不端行为或无心之过产出的病理。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Walsh教授提出了待检验假设，即“学术分工增进了学术中的病理现象”。另一方面，Walsh教授也将另两个因素纳入了考虑，即“社会腐败程度更高的国家更易产生科研病理现象”；“更有利可图的科研产出回报系统会增进科研中的病理现象”。

以美国公共医学中心（PubMed Central）自1975年以来的所有被撤稿的合作论文和依据最近邻居匹配的对照组论文为分析样本，研究发现即使控制了跨学科程度、期刊水准、学者的大学排名、产业界的资助以及年份、学科等干扰因素，分工与更高的撤稿率有显著的正向联系，而腐败和科研回报水准也同样如此，而合作人数、是否获得产业界资助、大学排名和期刊水准的影响则不明显。

Walsh教授提出专业化分工和学术激励机制确实可能提高团队效率和生产力，但也同时更易带来科研组织病理现象。因此，政策制定者应当关注如何规范团队研究中的权责分配问题，例如鼓励团队内多人重复试验和更多人的职责交叉检验，以减少团队内部的信息障碍。

以最近的网红“黑洞照片”为例，Walsh教授特别指出，全部黑洞观测数据就是由四个独立的数据分析小组进行的数据处理和图片拼接工作，这一实践值得推广到其他的社会科学领域中。

在问答环节中，唐莉教授、李寅青年副研究员和诸位同学还与Walsh教授就学术界的信任文化、研究可靠性的定义、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以及政策建议进行了热烈的探讨。

（CCPDS 李俊达 供稿；国务 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