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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Lazonick 教授主讲“美国公司金融化:一场新的政治辩论”

发布时间: 2019-06-13     浏览次数: 712

2019513日,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2019年度主题演讲第11期(总第280期)在文科楼615会议室举行。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William Lazonick教授发表了题为“美国公司金融化:一场新的政治辩论”(The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U.S. Corporation: A New Political Debate)的主题演讲。讲座由复旦大学国务学院李寅青年副研究员主持,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黄琪轩副教授,美国普渡大学访问学者Dwayne Woods教授等也出席了讲座。

李寅老师首先对Lazonick教授的相关经历、研究方向、科研成果等进行了介绍。William Lazonick教授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教授,曾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东京大学等多所知名院校任教。主要关注美国企业、创新与发展等领域。其研究成果屡屡获奖,对改进美国社会相关制度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本次讲座重点讨论美国公司金融化,特别是股票回购对美国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公共政策和公司治理问题,讨论股东价值最大化与可持续繁荣的相互联系。


首先,Lazonick教授从家庭、政府(发展型国家)、企业(创新型企业)三个维度引入,指出通过这三者的互动生产能力得以被不断开发和利用。其中,“发展型国家”的概念来源于查莫斯·约翰逊所著《通产省与日本奇迹》。而一定程度上,美国联邦政府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强大的发展型国家。美国在航空航天、互联网、生命科学等领域投入巨资。以“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为例,美国政府对具有生产能力领域的投资逐年提高。然而,政府对生产能力的高投资并不必然带来生产率的增长。企业在这其中扮演了重要的“生产性的转变”角色。通过不断创新,生产比以前更高质量、低成本的产品来实现生产能力的提高。战略控制(分配资源时面临的不确定性)、组织整合(通过集体学习等开发出更高质量、更低成本、更大市场份额的产品)、财务承诺(通过调动资金维持技术转换和进入市场等)构成了创新的基本过程。通过获得高质量、低成本的产品,创新型企业创造了新的价值,债权人、股东、企业员工等“利益相关者”也因此获益。

 Lazonick进而指出,创新和金融化之间却存在着一种张力。当一个创新公司积累了足够的能力和利润时,它就为特定群体带来大量的财富,称之为“掠夺性价值提取”(PVE),即为了经济效益,公司应遵循“股东价值最大化”(MSV)的治理原则。接下来,Lazonick教授为大家介绍了既有的“代理理论”对MSV的解释。但MSV的根本问题是:错误地认为股东是唯一没有回报保证的投资者。股东通常不会投资于该公司的价值创造能力,而是希望股价上涨。高管们通过套现助长了这种无意义的期待。MSV使得高层管理人员的利益与公司分离,为获取私人利益打开了方便之门;积累经验、集体学习的动机和能力也在这一过程中遭到了破坏;原本用于维持创新能力的财务资源也被消耗殆尽。PVE破坏了所有这些创造价值的社会条件。MSV大大阻碍了创新的过程,它在根本上是一种价值提取理论,而不是价值创造理论。其带来的结果便是极端的收入不平等和就业不稳定。而美国则是受PVE驱使最严重的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少数人占据了绝大部分财富。生产率提高与薪酬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不平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掠夺性价值抽取造成的。

接下来,在“通用汽车”的案例中,Lazonick教授进一步分析了企业高管以利润为目的对公司资源进行的不合理分配对企业创新能力、社会就业、生产率提高等诸多方面的影响。通用汽车对于更安全、更洁净的创新要求予以消极回应,使得其在充满竞争的国际市场中逐步落后于日欧企业。在通用汽车的内部资源配置中,净收入中的一半以上作为股息分配给股东,而剩下的部分则作为股票回购。这一“掠夺性价值提取”过程是社会不平等问题的重要诱因。

 Lazonick教授又重点分析了美国公司的股票回购问题。企业高管、对冲基金经理、投资银行家等掠夺性价值榨取者通过收购和出售公司股票来获取价值,将公司资源以现金股息和股票回购的形式分配给股东,从而提高股票收益率。股票回购在美国大规模存在,形成了一种“回购经济”。随着共和党减税,2018年美国的回购额达到了有史以来最高水平。这对特定产业以及产业内部实现公平稳定的经济增长造成了巨大破坏。Lazonick继续援引在开篇提到的“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例子,阐明政府对这些企业的资助实际上并没有带来期待中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不受监管的美国制药公司声称高价格为加强研发和创新提供了资金,但这些公司利用高药价带来的利润向股东进行了大规模的分红。制药公司高管、对冲基金经理和华尔街银行家在回购中受益甚多。在生物制药领域,高管痴迷于利用利润推高股价,而这削弱了美国制药企业的药物开发。美国制药企业也因此广受诟病。与此相对,较少金融化的欧洲制药公司在美国蓬勃发展,不断利用美国的创新系统巩固在全球的创新领先地位。Lazonick教授继续运用思科系统、通用电气等企业的例进一步论述回购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削弱作用,指出其将大部利润用于分红和股票回购,使得对研发的投入大幅减少,企业收入和竞争力不断下降。

 最后,Lazonick教授总结,公司通过创新得以成长,通过生产低成本、高质量的产品得以不断发展。回购是以牺牲对创新、研发和员工的投资为代价的,而这些都是实现稳定、公平的经济增长所必不可少的要素。在公司治理方面,必须改变公司分配资源和回报的方式,以便更好地实现可持续的经济繁荣。已有很多美国国会议员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致力于改善美国公司治理模式。

讲座结束后,与会师生就股价操纵、国家对回购行为的规范等问题进行了更深入地交流探讨。讲座在一片轻松愉快的气氛中结束。

  

  

  

CCPDS 丛琬晶 供稿;国务 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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