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美国布朗大学沃森研究所（Watson Institute, Brown University）威廉·R·罗德斯研究教授（William R. Rhodes Research Professor）Barbara Stallings在文科楼725会议室作了题为“日本·中国·韩国：东亚经济援助的各种模式”的讲座，郑宇教授主持并参与讨论。

在讲座展示的研究中，Stallings教授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在对外援助领域特别是政府开发援助（ODA）分配方面，东亚各种模式与西方模式的不同，并试图对此差异进行解释。东亚经济援助主要指三个主要援助者——日本、中国与韩国——对外援助的实践。与西方国家对外援助不同，东亚对外援助的受援助方集中于区域内，主要是地理联系密切的东南亚国家。为了对此进行研究，Stallings教授在对各国数据资料的分析之上，将典型的受援助国越南作为观察援助方与受助方互动的案例进行研究。据此评价东亚经济援助，可以说这是一种有益，但可以进一步改进的援助模式。

在21世纪，亚洲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对外援助行为存在很大差异。但历史地看则并非如此，今日的东亚援助模式与20世纪西方国家的援助模式之间存在相似之处。两者的差异集中体现于，在进行援助时，西方国家如今倾向于遵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DAC）所建立的一套规范；而亚洲援助者，即便身为DAC成员国，往往有各自的方法与策略，以至于对DAC进行批评。

从宏观上看，亚洲国家的对外援助具有以下特征：1）对近邻国家的援助在总量中占据了不同寻常的高比重；2）相当高比重的援助属于经济基础设施与生产活动方面，对社会领域的援助较少；3）援助的主要形式并非西方式的赠款，也不是世界银行等组织中流行的多边贷款，而是国与国之间的双边贷款；4）政府开发援助被视为一系列政策工具的打包，包括赠款、贷款、外商直接投资（FDI）、贸易、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的协作，最后也包括附带以贷款购买援助国商品等条件的限制性援助。这与西方国家以最不发达国家为主要援助对象，以赠款为主要形式，集中于减贫、人权与治理领域的援助模式区别明显。在西方援助者的观念中，私人投资者应当向中等收入国家及其他国家输出资本，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因此发展出了公私部门在援助中的分工。

为了解释东亚经济援助的特征，Stallings教授提出了两种假说：1）作为曾经的受援助者，亚洲援助者现在试图通过援助在亚洲邻国复制自身的发展经验，通过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工业化，达到实现减贫、善治等其他目标的目的。2）亚洲援助者的目标是将更贫困的亚洲邻国整合进入其主导下的地区生产网络。假说主要针对亚洲援助者间的共性；在共同的经验与地区整合目标之外，三个亚洲援助国之间又存在区别。例如日本通过向美国偏好的受援助国提供援助，以实现取悦美国的目的；韩国试图依靠遵循OECD或DAC的规范获取成为新的对外援助提供者的认可；中国则低调地将寻找自然资源作为对外援助中相当重要的一项考虑。

Stallings教授发现：亚洲国家援助对越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外国援助直接增加了越南的投资资源，而投资带来了经济增长。ODA增加了公共部门特别是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而FDI使私人部门的投资增长。援助对越南外省小微企业的投资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而后，外来援助通过刺激出口有益于越南的经济增长。第三，尽管并非直接，亚洲援助通过在教育与健康方面的半经济、半社会的投资改善了越南的情况。规模相对较小的援助投向了教育与健康设施，尤其是能力建设，形成了重要的补充过程。援助帮助越南学者在国内或在援助国的培养，进一步产生了长期的有力作用。

总而言之，在对亚洲援助与西方援助操作模式的总体对比中，亚洲模式的特点在于对邻国的重视，对经济取向的偏好，以双边贷款与紧密的公共-私人合作为特征。这种模式很大程度上来自亚洲国家自身的历史发展经验，也取决于受援助国的制度结构。相较于西方国家的援助，亚洲国家的对外援助是更有经济效率而带来了较多益处的。

总结后郑宇教授提出了两个问题：1）鉴于当代中国对外援助与八十年代日本的实践有所相似，日本则逐渐趋向西方的模式，是否所有国家的对外援助模式都存在趋同的发展方向。2）DAC对附有条件的限制性援助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这是腐败而无效率的援助模式，如何证明或证伪此类批评。随后又有同学提出了东亚国家是否会像西方国家般以削减援助作为对不发达国家的制裁手段的问题。Stallings教授分别回应并与其他老师和同学就这些问题进行了交流研讨。

（CCPDS 夏屿 供稿；国务 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