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28日，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郦菁博士主持的“国际主义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s of Internationalism）”讲座于文科楼725会议室成功举办。著名学者Perry Anderson教授应邀为大家带来了内容充实的精彩讲座。

郦菁博士首先隆重介绍了Perry Anderson教授。Anderson教授是当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在其对于1956年后新左翼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建树丰富；也曾任《新左派评论》杂志的编辑；目前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教授。

Perry Anderson的讲座带我们从术语的定义和主义的影响程度出发，逐析了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的辩证关系；其带着历史的视角，回顾了几百年来二者所谓产生动因、影响范围、以及潮起潮落的演进过程；在这其中，国际主义是和资本主义的兴起、地缘政治主义的影响、共产主义运动的崛起以及文化传播的扩张性有关的。

在Anderson教授看来，国际主义变迁主要分为四个阶段：国际主义的发轫，是与民族主义密切相关的。在欧美范畴下，民族主义存在着两条路径：一是英美法伴随着资本主义兴起的民族国家出现——启蒙运动为其孕育了理性主义，理性主义又启导了民族主义；与此同时，启蒙运动为德国、波兰等国孕育了浪漫主义，这成为其民族主义的导源。康德的“永久和平论”、成为了民族国家初兴时初步国际主义论述。

第二阶段的国际主义，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运动的辩证。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不断扩散，德国统一，原先的浪漫主义被沙文主义所取代；工业时代在欧洲的完全到来，使得社会基础的彻底改变，虽然普选权提高，但资本也彻底成为了一种势不可挡的国际力量。帝国主义一方面激起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国际传播，一方面成为了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运动的客观条件。在马克思主义革命经历了第一、第二国际之后，苏俄及其领导的第三国际在资本主义大萧条时代、欧洲法西斯时代时崛起，与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二判，促使了共产国际主义的传播。

第三个阶段的国际主义，在Anderson教授看来，与二战后各国陆续进行独立的共运革命密切相关。苏联不输出革命，而是协助反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势力在二战后于世界各地扛起了反帝的大旗。独立共运使得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和反帝独立的民族主义结合了起来。

第四阶段的国际主义则体现为冷战中共运的逐渐走向低潮，美国所标榜的自由世界主义开始占据主流。持传统势力范围政治主张的斯大林苏联，与资本主义第一霸权的美国进行对抗，形成了欧亚大陆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这强化了先前各国独立共运所激起的民族主义，成为苏东剧变的一大导因。美国成为了唯一的超级大国后，美式国际主义以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进行了广泛的传播，与其本土的孤立主义（isolationism）构成了双面性。值得一提的是，Anderson教授指出了这种美式国际主义的自由世界价值观使得很多国家在“忍受自由（endure freedom）”。这也将持续影响未来第五阶段的国际主义。

讲座结束后，Anderson教授针对在场学者有关国际主义下“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地方主义（regionalism/localism）”、伊斯兰国等问题作出了回答。Anderson教授认为重要的是要厘清主概念（dominant）与次概念（subordinate）的建构关系，从历史维度观察，“国际主义”的建构与流变与资本-反资本的逻辑密切相关，衍生出许多次概念与亚文化，与单纯的“国际合作”不能进行平行比较。

（CCPDS  鞠昊 供稿；国务 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