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31日，由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年度主题演讲第14期（总第363期）于文科楼510会议室成功举行。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赵全胜教授以“中美日亚太三雄比较研究”为题发表学术演讲。讲座由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张楚楚副教授主持，吸引众多师生参加。
一、引入
赵教授从一句耳熟能详的谚语“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切入，以三角关系描述了中美日大国博弈的现状。但是三国的关系并非是等边三角形，其中，美日关系由于美日同盟的存在更为亲密。
中美日三角关系
在讲述亚太三雄的博弈关系之前，赵教授先简要回顾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三组重要概念的关系：国际体系对国内机构、国家利益对意识形态、决策者个人与团队的作用。随后，赵教授重点探讨权力关系转移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这一理论的支持者认为中国崛起是对美国现存秩序的挑战。借此赵教授回顾了历史上的权力转移：第一次是1894年日本凭借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对中国的挑战，造成了台湾的遗留问题。第二次可能的权力转移则是随着中国的崛起、超日赶美而产生的美国的权力向中国的转移。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实力与意愿（或认知）是衡量权力转移的两大关键因素。
将权力转移理论应用至中美关系分析，赵教授指出，之所以认为中美关系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是因为美国是唯一一个有能力与意愿影响中国崛起的国家，更是影响中国现代化速度甚至成败的关键因素。赵教授进一步补充提到了如日本、俄罗斯等第三极势力以及朝鲜半岛和台海问题等热点问题带来的影响。
二、中美日三国战略考量分析与互动中的重大变化
（一）美国的战略考量
从美国的角度，赵教授分析了美国的战略考量。作为国际体系的全球领导者，美国在实施重返亚太战略的过程中，日本是关键因素。具体而言，在军事上结成了美日同盟；战略上利用日本北抗俄、南压中；经济上有TPP和IPEP等组织。赵教授进一步回顾了历史上美国印太战略的演变：包括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中美关系正常化、80年代美国敲打日本向90年代日本第一的转变，以及“同盟漂流”的两度兴起；直到特朗普政府的中美贸易战和四海联动，最后到拜登政府的“3-4-5”机制。
紧接着，赵教授分析了美国的亚太政策中决策制定者（decision maker）的作用及他们的战略考量。在美国外交政策的构想和实施上，存在设计师、军师、执行者这三驾马车。在美国的亚太政策上，设计师、军师、执行者分别是约瑟夫·奈（Joseph Nye）、傅高义（Ezra Vogel）和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他们针对当时美国以经济为优先战略考量，“敲打日本”的对日政策提出鲜明的反对意见，认为一个国家正确的对外政策应该包含三个因素，即战略安全、经济贸易、政治稳定，而当时的对日政策只强调经济贸易的一部分，注定是不稳固的，需要一个更平衡的对日政策。在他们看来，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日本对美国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是应该拉拢而不是敲打的对象。最终美国的对日政策发生了转向，“美日同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这一共识逐渐形成。赵教授指出，这一思想仍是当今美国对东亚政策的基石。
（二）日本的战略考量
从日本的角度看，目前日本正处于十字路口，经济上面临停滞、下行的压力，人口上存在少子化、老龄化现象，政治上存在右倾化和民主力量的抗争等等问题。基于此，日本的战略考量表现为两方面：首先是“1+1>1”战略思维，即坚固美日同盟，具体包括美军基地建设、四方机制、日韩慰安妇协议和日台渔业协议等；第二是维持亚太地区的“平衡”与“稳定”，体现在如参与IPEF和RECP、在台湾问题上虽然支持美国立场但保持一定的红线等方面。
赵教授据此进一步概括了日本的路线是“带有倾向性的中间路线”，表现为日本国内在五个方面的政策辩论：东亚共荣还是脱亚入欧、和平外交还是发展军备、经济优先还是政治大国、领导者与追随者还是平等伙伴、传统政治还是透明的民主政治。目前的“倾向性”就是倾向于美国，但仍保持了对华关系。在该路线的影响下，石破茂主张所谓的“平衡外交”策略：在美日同盟关系上寻求从“小兄弟”向平等伙伴转变，并且保持对华渠道畅通。
总结起来，日本外交的主轴包括：坚持美日同盟、修复对华关系、保持东亚经济共同体、坚持权力政治和多边主义等特点。赵教授特别提到了其“软实力”外交，通过青年交流、价值观外交和文化输出等扩大影响力。
（三）中国的战略考量
中国的战略考量变化，可分为三个时代：毛泽东时代的主题是革命，即三个世界理论，中美联手反苏，日本作为第二世界是可争取的对象；邓小平时代的主题是现代化，在韬光养晦思想的影响下，促成了中美建交、中日友好的关系；习近平时代则在“中华复兴”愿景的影响下，以强起来为主题，追求彻底解决台湾问题。
接着，赵教授着重梳理了中国的对日政策和中日关系的转变。
赵教授认为，中国的对日政策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毛泽东时期，在三个世界的战略考量下，指出日本属于第二世界，要积极争取，从而开拓了中日关系。第二时期是邓小平时期，在现代化战略的指导下，认为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值得借鉴，加强中日关系能为中国带来发展现代化所急需的资金、技术以及市场，这一时期是中日关系的深化时期。第三时期是江泽民时期，受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对日政策强调历史问题，中日关系出现了一定反复。
在中国对日关系上，赵教授强调了中日互信关系的重要性，毛泽东、周恩来时期田中角荣克服困难访华，之后的时期以中南海举行家宴等代表性事件表明两国之间的互信可以维系并促进两国的关系。然而，随着国际局势以及日本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一系列事件导致了两国互信的降低。在中国对日本的看法上，日本具有正面和负面两种形象。正面形象包括同属中华文化圈、现代化的先驱以及对华的援助、作为民主国家在和平宪法中放弃了发动战争的权利以及日本特有的文化等。同时日本的负面形象也是十分明显的。首先是日本近代对中国的侵略，包括中日甲午战争、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事件、对台湾长达50年的殖民以及参拜靖国神社等否认战争罪行的行为；其次是钓鱼岛和东海等领土争端；第三是日本充当了美日同盟遏制中国的桥头堡；最后日本国内兴起的右翼势力和修宪行为也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应。在日本对中关系上，70-80年代，日本民众对中、美的好感度都处在较高水平；对美好感在“同盟漂移”的影响下继续高位维持甚至缓慢上升；而对中国的好感度则自八十年代末期以来持续下滑。尽管如此，中日仍有较为密切的区域互动，例如CJK（China-Japan-Korea Summit）和RCEP等。
总结起来，中日关系从毛泽东时期的积极开拓，到邓小平时期现代化战略下的继续深化，直至江泽民时期在历史问题优先考量下出现了反复。事实上，对日关系一直是中国国内一个重要的政策辩论议题。
三、大国战略比较：重要的是优先顺位
总结起来，赵教授指出，中美日关系中战略优先顺位决定了相互关系。对于美国而言，以经济作为第一优先顺位，即形成了上世纪80年代的“敲打日本”政策，防止日本在经济上对美国的挑战；以国家安全、战略作为第一优先顺位，即形成了上世纪90年代起的对日政策转向，坚持并巩固美日同盟，防止“同盟漂流”。对于中国而言，优先经济发展，就需要日本的现代化经验及其资金、市场和技术，深化中日关系；强调历史问题的重要性，就势必需要立场坚定地反对日本在历史问题等方面的错误行径。同样地，日本也是基于自身的战略考量，认为巩固美日同盟最有利于自身的安全。
据此，赵教授指出当前中国亚太外交的两大关键点。其一，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中美关系是关键。因为美国出于自身的战略考量，将中国作为打击对象国，是目前唯一一个有能力也有意愿遏制中国发展的国家。其二，中美博弈中，日本是关键因素。因为在当前各国的战略考量下，尽管美、日都强调同盟的重要性，但仍存在着离心因素。三国都担心在亚太地区处于“一对二”的劣势局面，美国担心同盟漂移；日本担心美国越顶外交，也即越过日本直接与中国发展外交关系；中国则担心在台湾问题上的美日同盟。
讲座的最后，赵教授还分享了自己与安倍晋三、村山富市和鸠山由纪夫等多位日本前首相讨论亚太国际关系的经验，并推介了自己的最新力作《中美日大国战略比较研究》。
张楚楚老师对赵全胜教授的来访和精彩的学术分享表示了感谢，并对讲座进行了总结。赵全胜教授随后同与会的老师和同学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探讨，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