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25日，来自瑞典哥德堡大学的Jonathan Polk受邀来访复旦大学，在文科楼725室作了题为《欧洲的福利民主与多维度政党竞争》的讲座。潘忠岐教授主持了讲座。

Jonathan Polk教授十分年轻，并在政治学领域颇有建树，已在著名期刊上发表数篇论文。此次的演讲内容主要源自其已发表或将要发表的三篇论文，探讨了欧洲的民粹主义、福利国家及政党竞争三者间的联系。

讲座从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开始，也是这次讲座要回答的主要疑问：一、我们如何测量政党中的民粹主义以及如何解释其存在二、欧洲的政党竞争是否可分为几种主要模式，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差异三、激进右翼政党在经济光谱上究竟处于何种位置，选民为何投票给激进右翼政党

从2009年起，欧洲的经济退潮开启了全球新一轮的民粹主义抬头。各欧洲政党对此也作出不同反应。Jonathan教授在研究这一现象时，发现反建制与反精英的话语并不必然同反政治腐败相联系，他分析认为这本就属于两个层面：反建制是出于文化意识形态层面，而反政治腐败是单纯出于政府绩效层面。

那么以上这两个不同层面是如何在欧洲的政党竞争中体现的呢？Jonathan教授认为，根据经典的分类，即依照不同的工人阶级动员方式与不同的阶级联合类型，可将欧洲政党竞争分为四类：自由型、大陆型、斯堪的纳维亚型与南部型。而这四种政党竞争也形成三种政治机会结构：北方没有国家-教会问题，因此主要是经济竞争。南方有强烈的国家-教会问题，因此主要是意识形态文化竞争。其它国家居于中间。

这就引出两个假设：在经济竞争主导的地方，政党竞争会主要围绕文化意识形态问题。而在经济竞争与文化意识形态并存的地方，政党竞争会趋于极端。在接下来的时间内，Jonathan教授通过一系列的图表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激进右翼政党究竟在经济光谱上处于何种位置呢？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政党主要在拿文化意识形态说事，而在经济光谱上反而趋向中间立场。选民投票时也主要出于文化意识形态因素。

于是，Jonathan教授得出了以下结论：欧洲的福利国家有着非常不同的竞争结构，这导致了每个地区政党的不同策略、民粹主义的不同形态。大部分的激进右翼政党实际上仍处在经济光谱的中间，选民在投票时也并不考虑经济因素，而是出于文化意识形态的考虑。

（CCPDS  周文博 供稿；国务 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