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20日，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2026年度主题演讲第3期（总第398期）在邯郸校区文科楼615室成功举行。喀麦隆雅温得第二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IRIC）教授、英国南安普顿大学访问教授吉米·亚布（Jimmy Yab）受邀，以“主流叙事之外的普遍真理问题：以非洲思想为例”为主题发表学术演讲。讲座由复旦大学国务学院邓皓琛讲师主持，吸引了众多师生积极参与。
一、问题意识：哲学起源的叙事净化
本次讲座以亚布教授2021年出版的专著《康德与种族政治》（Kant and the Politics of Racism，Palgrave Macmillan）为核心文献，围绕“主流叙事并不总能告知真相”这一核心命题，系统梳理了从古埃及文明到当代非洲哲学的理性传统，并就康德普遍主义哲学中的内在张力展开批判性审视。
亚布教授开门见山，指出本次讲座的核心命题并非单纯的历史陈述，而是一种哲学行为：对“主流叙事”（dominant narrative）这一概念本身的批判性检视。所谓“主流叙事”，并非指简单的虚假叙述，而是一种历史上逐渐固化的认识结构，在无声中规定了什么可以被视为哲学、什么可以被称为理性、什么构成普遍性。
亚布教授指出，这一哲学的标准叙事，经由欧洲学术机构固化并经殖民地课程体系传播至全球的版本，将“哲学”的唯一起源定位于古希腊，到了不证自明的程度，但“重复”并不意味着“证明”。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否认希腊哲学的重要性，而在于追问：希腊哲学之所以在全球被绝对化为哲学的“起源”，是否依赖于一种先行的排斥，即将其他地区的理性传统贬低为“前哲学的神话”、宗教直觉或文化情感。如果这一论断成立，则哲学的起源空间便与哲学合法性问题不可分割：“谁有权决定哲学从哪里开始，又凭什么权利？”这一追问贯穿全场讲座，构成整个论述的康德式批判框架。
二、法老时期的非洲理性：普遍真理的早期形态
讲座第一部分，亚布教授系统呈现了他所称的“黑人-法老理性”（Negro-Pharaonic reason），即以古埃及文明为核心的哲学性理性传统。他强调，这一概念绝非源自现当代非洲知识界对文化自豪感的修辞包装，而是基于可考证的历史与文献。
首先是“玛阿特”（Ma'at）概念。玛阿特通常被译为“真理”“正义”“秩序”，但任何单一译法都失之片面。玛阿特是一种综合性的规范结构，将宇宙秩序、道德真理、社会正义与政治合法性内在统一：法老的统治权威并非来自权力本身，而是因其服从于玛阿特这一规范尺度。亚布教授指出，这在哲学意义上已构成一种将本体论与伦理学内在关联的“文明理性形式”，其思想深度与康德关于道德律令的论述遥相呼应。
其次是《普塔霍特普教谕》（The Instruction of Ptahhotep，约公元前2450—前2400年）。这部写于古王国时期的文本以一位大臣对后继者的训诫为框架，系统阐述了言辞的伦理、权威行使中的自我节制、权力不对称情境下的判断均衡等议题。亚布教授认为，该文本阐发了一种理性的伦理学。此外，《金字塔文本》《棺椁文本》及《亡灵书》中“心脏秤量”仪式所蕴含的核心命题与康德道德律的普遍无条件性同构。而这些文本之所以长期不被视为哲学，并非因为内容本身的缺失，而是源于一系列结构性遮蔽机制：物理封存于墓穴、文字系统随活态语言消亡而失传、欧洲殖民语境下的发现与分类，以及最终被归入宗教学或东方古代学而非哲学史的学科分类。
三、位移与再阐释：现代早期非洲理性的延续
亚布教授引入“位移”（displacement）的概念，以区别于“消失”：一个传统可以在制度不再赋予其合法性的条件下持续存在，以碎片、例外、地方实践或外部奇观的形式延续。非洲思想在现代早期正处于这种“位移”状态，而非真正沉寂。
他重点介绍了两位案例人物。其一，埃塞俄比亚哲人泽拉·雅各布（Zera Yacob，1599—1692），其哲学著作《探究》（Hatäta，约1660年代）在17世纪宗教纷争的背景下，通过隐居沉思，系统质疑习俗的合理性，检视女性受压迫是否符合自然理性，并坚持独立理性判断高于对外部权威的盲从。这与笛卡尔阐发的“我思故我在”类似。与笛卡尔的比较并非为了建立谁先谁优的竞争关系，而是为了论证：现代早期向反思性理性的哲学转向，并非欧洲的专属发明，而是在多个文明语境下在多个地理空间平行出现的历史现象。其二，安东·威廉·阿莫（Anton Wilhelm Amo，约1703—约1759）出生于今加纳，幼年被带至欧洲，先后就读于哈勒大学、维滕贝格大学并获博士学位，曾任教于哈勒大学与耶拿大学（德国启蒙哲学的核心重镇）。其1734年论文《论人类心灵的无激情性》直接介入后笛卡尔哲学关于心身关系的核心争论。然而，阿莫在标准启蒙史叙述中至今难觅其名。亚布教授将此诊断为“形式承认”（formal recognition）与“实质承认”（substantive recognition）的断裂：阿莫在制度上获得认可，却未被整合为启蒙理性的共同构成者。这种形式与实质之间的裂缝，恰恰是一种隐蔽排斥。
四、现代非洲思想的批判意识与当代概念重建
亚布教授系统梳理了从19世纪至当代的非洲哲学传统。布莱登（Edward Wilmot Blyden，1832—1912）的核心哲学动作在于揭示：欧洲将自身历史特殊性普遍化，以自身文明形态充当看似中立的普遍标准；杜波依斯（W.E.B. Du Bois，1868—1963）的“双重意识” 概念，描述了种族支配条件下个体如何通过他者的目光理解自身，并由此产生了美国黑人的内在分裂。亚布教授借此指出，普遍理性并不是抽象地存在于历史之外的原则；它能否真正成立，还取决于不同主体在现实历史中是否获得平等承认。法农（Frantz Fanon，1925—1961）进一步将殖民主义定性为政治本体论问题，殖民暴力从根本上重构了被殖民者的欲望、语言与精神生活，因而去殖民化不是温和改革，而是“人的重建”。
当代非洲哲学则从批判转向重建。维雷杜（Kwasi Wiredu）的“概念去殖民化”倒逼非洲人审视那些悄然支配思想研究的西式概念框架；洪通吉（Paulin Hountondji）批判“民族志哲学”的谬误，坚持哲学必须是有明确论证、有个体署名的批判性工作；姆比蒂（John Mbiti）的“关系性人格”论（“我存在，因为我们存在”）追问理性自律的社会性前提；姆本贝（Achille Mbembe）的“死亡政治”（necropolitics）概念已超越非洲语境，成为解读全球现象的又一分析工具。这标志着非洲思想在当代完成了从“被分析的客体”到“概念生产者”的角色转变。
五、康德的种族书写与普遍理性的内在张力
第五部分是全场演讲最具理论张力的核心。亚布教授指出，任何严肃的普遍性哲学探究都无法绕开康德。他是近代理性哲学最重要的系统构建者。然而，正因如此，当我们将康德的普遍道德哲学与其种族书写并置时，所揭示的问题才格外沉重。
依据其专著《康德与种族政治》，亚布教授将康德的种族书写分为三类：一是前批判期著作《关于美感与崇高感的观察》（1764年）中明确的种族等级化论断，其中直接断言“非洲的黑人天生没有超越琐碎事物的情感”；二是贯穿其整个学术生涯的自然地理学与人类学讲座，其中系统发展了“Charakteristik”理论，即一种关于自然禀赋差异性分布于不同种族的理论框架；三是批判期后出版的《实用人类学》（1798年），这并非边缘著作，而是康德亲自准备出版的后期文本，其中仍延续了种族等级化的叙述。亚布教授的核心论点在于：这一“Charakteristik”理论并非与康德哲学体系边缘无关的时代偏见，而是其人类学目的论框架的关键组成。它规定了不同种族的“自然禀赋”及其实现文明、道德发展与政治自治的潜力。由此产生了一种内在张力：道德律令在形式上宣布所有理性存在者皆具尊严，而Charakteristik在实质层面却对谁构成“完整道德主体”作出了差异化限定。
六、结语
演讲最后，亚布教授作出总结性论断：现代普遍性，在其最严格、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形态中，在尚未审视自身历史建构条件之前，便宣称自身是普遍的。这一问题并非仅属于康德，其延伸至整个欧洲思想传统，延伸至社会契约论、国际法原则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但康德使这一问题以最清晰的方式呈现，因为其体系的宏大雄心与其普遍主义宣称，使其内在的张力在批判性审视下变得高度可见。亚布教授强调，通过非洲哲学传统重新审视康德，不是出于怨恨将欧洲地方化，而是比迄今为止更为严格地将“普遍性”本身进行“特殊化”。
讲座最后，邓皓琛老师对亚布教授的精彩分享表示感谢。与会师生围绕讲座内容展开热烈讨论，讲座在充满学术氛围的互动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