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24日，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年度主题演讲第4期（总第399期）在文科楼510会议室成功举行。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与政治学学院迈克尔·巴内特（Michael Barnett）教授受邀以“全球治理：从1.0到2.0”为主题发表学术演讲。该讲座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朱杰进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薄燕教授、陈拯教授、余博闻副教授担任与谈人，吸引了众多师生积极参与。

一、“全球治理1.0”：自由主义正统下的进步主义叙事

“全球治理2.0”的构想源于巴内特教授在2019年进行的一项学术项目。最初，他的思路遵循着标准的理论叙事：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对系统复杂性与相互依存的加深，国际社会需要构建专门化的国际组织，以帮助国家识别合作领域并制定规则。这种功能性合作预期将产生溢出效应，形成良性循环，从而持续增进全球福祉。

然而，巴内特教授敏锐注意到，这种将全球治理描绘成挽救人类免于自我毁灭之“救世主”的逻辑，在本质上陷入了“英雄主义叙事”的窠臼。该叙事深深根植于自由主义正统思想，其核心价值认同个人自主、自由意志和市场效率，将全球治理视为解决市场失灵的必然路径。更关键的是，有别于现实主义悲观的权力循环论，自由主义坚信“进步”的可能性。这种进步不仅是物质改善，更是一份道德契约，预设人类能通过制度实践塑造共同人性，实现自我完善与道德升华。

这种世界秩序演进与人类文明进步互为因果的愿景，映射了冷战后初期的全球局势。冷战时期充斥着核交换风险与终极焦虑，结构性僵局压制了全球治理机制，联合国被长期边缘化。然而，冷战最终以柏林墙倒塌而非大国间战争的非预期方式和平终结震惊了世界。由此，乐观主义情绪席卷全球，促成了20世纪90年代治理机构的迅速国际化。“全球治理”一词不仅描绘了客观现实，更承载了国际社会构建普世规范秩序的强烈愿景，标志着“全球治理1.0”时代的开启。

二、从1.0到2.0：多重危机的爆发与“全球治理2.0”的不稳定底色

然而，跨入21世纪，全球治理1.0逐渐被一系列阶段性危机解构。首先是“9·11”事件剧烈重塑了美国的世界观，引发了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及全球反恐政策的铺开。随后，2008年金融危机及气候变化挑战进一步侵蚀了进行全球治理的信心。特别是在气候领域，话语体系从“减缓”转向“适应”，实质上是一种战略性妥协与无可奈何的投降。近年来，新冠疫情、俄乌冲突、加沙危机及美以伊对抗等灾难性连锁反应高度重叠，被亚当·图兹（Adam Tooze）定义为“多重危机”（polycrisis）。

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崛起则是当代国际体系最大的变量。围绕中国究竟是一支维持现状的力量，还是一支挑战现状的力量，国际社会长期存在争议，且当前重现的大国竞争格局比冷战时期更为复杂。与此同时，全球化“水涨船高”的叙事已经破灭，取而代之的是国际层面的结构性失衡与各国内部的严重不平等。在全球化退潮下，新阶级矛盾与新民族主义涌现，仇外与极端主义肆虐，侵蚀了多边机制根基。自2015年起，以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为代表的学者宣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终结，英国脱欧与特朗普时代的降临预示着动荡期的开启。

由此，巴内特教授认为全球治理已从追求进步的1.0时代，步入充满不稳定性（precarity）的2.0时代。“不稳定性”原用于描述新自由主义下劳动者的极度不安全感，但是自2010年代以来，它已演变为描述国际社会共有风险的普遍脆弱性。这种从制度渗透至心理的“不稳定”感催生了全球性的高度焦虑。全球治理2.0时代彻底告别了进步底色，标志着人类进入由焦虑、脆弱与不确定性主导的存续阶段。

三、风险的话语和实践：重构世界秩序的“生产性”力量

为应对不稳定的全球局势，各国政府与国际组织日益转向“风险”的话语与实践。风险不仅是分析工具，更具有福柯意义上的“生产性”。它是一套理解世界并使其清晰可辨的方式，通过特定的技术与目标，使事件变得可被治理。识别风险本身并不足够，核心在于具备治理风险的能力。与此同时，风险并非单纯存在于客观外部，更是一种建构世界的“技术”。一旦采纳风险视角，世界便被定义为一个除了恐惧与风险之外别无他物的危险之境，而风险实践也彻底改变了人与世界的关联方式。

长期以来，人类评估风险多依靠直觉与经验。19世纪，航运业为寻找货物保障催生了保险实践，风险由此开始被正式化。20世纪初，风险计算渗透进家庭经济领域，通过概率模型估算特定事件（如疾病）的风险值。20世纪80年代，“风险专业人士”崛起，风险分析大行其道。他们创造市场需求，开发出一整套包含知识、技术和工具的“风险治理”模式。尽管俗语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但是在全球治理语境中，风险始终被牢牢锁定于伤害、成本与悲剧之上。

到了20世纪末，美国社会的风险话语出现频率程度极高，新闻推送充斥着污染与医疗等各类警告。这种无时无刻的信息轰炸不仅未带来安全感，反而让人认知瘫痪、永远无法感到真正的安全。21世纪初，这种狂热从私营部门迅速蔓延至社会治理层面。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银行业广泛采用“压力测试”，风险治理随后全面渗透公共部门与全球治理领域。经合组织的风险调查、联合国减灾办的《仙台框架》、世卫组织及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均被风险话语主导。以麦肯锡为代表的咨询集团推销工具包，使得风险模型产生“扩散效应”，全面覆盖全球治理共同体，深刻重塑了现实世界。

四、风险分析的内在缺陷：风险错位与“陌生人危险”

然而，巴内特教授以人道主义领域为例，剖析了风险分析的缺陷。首先是“谁的风险”之问。渗透至全球治理的“企业风险管理模型”（ERM）源于私营部门，天生只关注单一行为体自身的风险。人道主义本应服务于濒死受灾民众的集体利益，但在实际运行风险模型时，机构往往优先考虑实地员工安全、法律责任、预算与品牌声誉等“公司式风险”，受灾民众的风险根本未被纳入模型之中而遭到实质性忽视。

其次是风险对象的重塑。美国常将飓风洪水视为天灾，尽管如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理论指出，人类活动在干预世界的同时制造了更多系统风险。然而，人道主义机构最担心的风险对象却是媒体丑闻与法律诉讼。这导致了一个极其残酷的转折：机构在识别员工面临的威胁时，将危险源指向了当地社区，受灾群体本身因此被界定为风险，由此制造出一种“陌生人危险”的认知。为管理此类风险，机构通过护堤、铁丝网及身份检查等手段，将自身与社区进行物理隔离。原本亟需救助的受害者，彻底沦为了被防范的威胁。

最后是风险分析扭转了机构的“风险偏好”。人道主义者曾带有浓厚的英雄主义浪漫色彩，如士兵般甘冒奇险去拯救生命。但是随着风险评估体系的介入与安全主管的严密监控，他们被迫变得谨小慎微。机构不再前往极端脆弱且身处险境的偏远社区，转而只服务近在咫尺、不构成安全威胁的人群。精密的风险管理看似科学，却从根本上偏离了人道主义援助的目标与核心使命。

五、生存风险的前瞻困局与跨代伦理构建

除了自然与人为风险，牛津、剑桥等机构提出了另一类关乎人类存续的核心概念——“生存风险”（Existential Risks）。这类风险发生概率极低，但是一旦爆发即意味着全人类的毁灭。更值得警惕的是，许多生存风险（如气候变化和新型AI大模型）是随着时间推移隐蔽累积而成的。

面对生存风险，人类陷入了前瞻性困局：人们极其擅长利用模型精准识别威胁的存在，但是在寻求解决方案时却无计可施。传统的直觉依然高度依赖现有的制度性框架，但是在即时满足感的驱动下，人类非常不擅长进行必要的长期思考与长远利益统筹。应对气候变化等生存风险的困难在于，其影响对象并非当代人，而是属于尚未出生的后代。因此，这本质上是一种“跨代风险”。当代人的行为或许不会立刻毁灭现存秩序，却注定会反噬子孙后代。面对这一困局，巴内特教授呼吁构建一种跨越时空的“跨代伦理”，设法在当代理性计算模型中赋予未来世代以权重。他引用科幻作家斯坦利·罗宾逊在《未来部》中的构想，由联合国设立专门机构代表未来世代参与决策，这深刻揭示了当前国际制度中核心利益攸关方集体缺席的致命盲区。

六、总结：风险话语的反噬与全球同情心的枯竭

讲座最后，巴内特教授对“风险时代”进行了哲学层次的反思。如果遵循建构主义与福柯式思路将风险模型视为一种治理技术，其最深远的影响不仅在于捕捉客观现实，更在于它在捕捉的瞬间彻底重构了人类眼中的世界。世界被异化为由无尽的风险评级构成的存在，成为了本质上的危险之境。本意用于管理的风险模型，反过来促使人类变得极度谨小慎微。从前景理论的视角来看，行为体变得极度厌恶损失，完全致力于“风险最小化”而非“利益最大化”。因此，在思考全球治理的未来时，风险话语实际上并未带来预期收益。在一个本就充满阻碍的国际体系中，这种草木皆兵的风险防御心态，使得建立新型全球治理合作机构变得难上加难。

更为严峻且令人悲观的是，全球范围内的基本道德属性——“同情心”正在加速衰减。在多重危机与不稳定性交织的时代，国家与民众变得更具竞争性、更为自利。虽然经济下行难辞其咎，但最根本的原因或许在于“不稳定感”本身的侵蚀。当个体与国家普遍感到自身地位摇摇欲坠、战略资源日益匮乏时，便彻底丧失了慷慨解囊与团结互助的心理基础。风险话语不仅蚕食了同情心，更瓦解了作为全球合作脊梁的道德团结。在全球治理2.0的动荡当下，人类由于过度沉溺于防范风险，已经陷入了难以自拔的真正困境。

最后，朱杰进老师感谢了迈克尔·巴内特教授的分享，并对讲座进行了总结。薄燕教授、陈拯教授、余博闻副教授对讲座进行点评。迈克尔·巴内特教授同与会的老师、同学对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存在、东盟在适应全球风险中的挑战、特朗普政策的不可预测性等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本次讲座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