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8日，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年度主题演讲第10期（总第405期）在文科楼615会议室成功举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系副教授吕晓波受邀以“统治与动员”（Domination and Mobilization）为主题发表学术演讲。讲座由复旦大学国务学院郭定平教授主持，吸引了众多师生积极参与。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背景
吕晓波教授的演讲基于其2025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著《统治与动员：民国时期政党的兴衰》（Domination and Mobilization: The Rise and Fall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China’s Republican Era）。吕教授在开场时坦言，自己早年的研究偏重财政税收，本项目最初的设想是比较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在1949年之后分别在大陆和台湾的政权建设经历。然而在查阅文献的过程中，历史学者反复提醒他，两党1949年之后的政策导向深受其1949年之前经历的路径依赖影响。循此线索回溯，他发现民国时期的政党政治远比预想的更具研究价值，遂将研究重心整体前移至1949年之前。
吕教授指出，海外学界往往因中国的特殊性而难以将其纳入比较政治的常规框架，但1949年之前的中国拥有一个相对弱势的中央政府、一个强有力的挑战性政党、内战、外敌入侵以及复杂的外部战争环境，这与今天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处境颇为相似，因而具有重要的比较意义。
演讲的核心问题由一组党员人数数据引出：从1921年到1949年，国民党的党员规模长期保持绝对优势，即便剔除军队中滥竽充数的部分，其骨干党员人数仍远超中共；而中共在此期间两度遭受近乎致命的打击，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员从六万余人骤降至约一万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又从四十万锐减至约四万人。当时连苏联在国共合作中给予国民党的军事与财政资源都远多于中共，几乎无人看好中共的前景。由此，吕教授提出贯穿全书的核心追问：一个弱势政党，最终何以击败强势的国民党、成为执政党？
二、核心论点与分析框架
针对上述问题，吕教授提出了三个相互关联的解释维度：强有力的领导者、资源动员，以及历史的偶然性。教授借用一级方程式赛车作为比喻加以阐释：要赢得比赛，首先需要一位能够发号施令的优秀车手（强有力的领导者），其次需要一支拥有充足财力、能够打造赛车的车队（资源动员），但即便二者兼备也未必每站夺冠，因为赛道上仍存在被对手撞飞等不可控因素（偶然性）。
在方法上，吕教授大量依托一手党史档案，包括各档案馆整理出版的中共内部财经史料，以及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与民国统计资料等。研究需将散落各处的史料线索逐一连缀，方能拼合出完整图景。他特别强调，本书的一个重要追求，是构建一个能够同时解释中共崛起与国民党衰败的统一理论框架。因为两党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要说明中共为何兴起，就必须同时说明国民党为何衰落。
三、强有力的领导者与党的构建
吕教授提出的第一个论点是：在革命党初期，党的构建尤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支配性领袖，而非威权政治研究中常被推崇的权力分享与制衡机制。他指出，战乱年代的党建本身是一件耗费人力物力、艰苦而前途未卜的事业，由此带来三重困难：其一是搭便车问题，党员都希望坐享他人壮大组织的成果；其二是分配性冲突，精英之间在路线分歧背后往往隐藏着对党内话语权的争夺；其三是结果的高度不确定，没有人能确信投入党建一定带来回报。
在此情形下，权力分享反而构成一种不稳定的均衡，如同两人各持枪相互指向对方，彼此制约却又都伺机将对方除掉，在战乱时期尤其难以维系。相比之下，一个强有力的领袖未必才能卓著，但其关键作用在于裁决党内精英的路线纷争：当大家都明确了谁是核心，便不必再争，从而能够形成相对一致而稳定的党建策略。吕教授强调，强领袖并非万能，但相对于势均力敌的分权状态，它更有利于党的构建。
在实证层面，他以蒋介石为例指出，国民党组织涣散的根源在于其党内精英斗争过于激烈。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作为主管军事者在党内基础薄弱，面临更具资历竞争者的挑战；他担心党建会增强对手势力，因而对群众动员心存戒备。1927年清党之后，蒋介石撤销了青年部、妇女部、工人部、农民部等所有群众部门，将国民党无可挽回地推向精英化道路，主动切断了与基层社会的联系，为日后无力动员民众埋下伏笔。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中共自身的转变。吕教授认为，1935年至1938年是中共党建的真正转折点：伴随领导人地位的巩固，党建策略由此前的“歧视性”路线，即排挤知识分子、片面抬高工人、打击富农、中央与地方争权，转向“统一性”路线，重新吸纳知识分子、取消工人特权、重新接纳富农、向地方精英开放。党员成分也随之发生根本变化，在陕甘宁、山东等根据地，农民党员的比重升至九成以上。
四、资源动员与基础性权力
第二个论点聚焦于资源动员。吕教授指出，既有研究多关注政党如何动员人员入党，却往往忽视了财政汲取在建党中的核心地位。教授概括为两句话：“无资源动员，则无生存；无基础性权力，则无动员。”更进一步，他提出动员基础设施存在“精英中心”与“大众中心”两种类型之间的权衡：动员精英便捷高效，因为精英已掌握现成的社会资源与网络，许多政党乃至殖民统治都借助委托地方精英来汲取资源；而动员大众虽然一旦成功便能深度渗透社会，却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去重建社会网络，这正是许多革命党早期屡屡失败的原因。
就国民党而言，其早期对中共的压制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更强的财政汲取能力。它通过与江浙财阀结成“保护协定”、倚重间接税（因征收成本远低于直接税）、并将田赋等直接税下放各省，实现了1929年至1937年间财政收入的成倍增长，史称南京政府的“黄金十年”，从而奠定了相对稳定的财政基础。
中共在同一时期则未能建立起有效的资源汲取机制。1921年至1928、1929年间，绝大部分依赖共产国际的财政援助，对庞大的党建需求而言不过杯水车薪；进入土地革命时期后，红军实际上扮演了“税收征收者”的角色，其所得一度超过共产国际的援助，但这是一种难以持续的方式。
抗日战争成为两党财政命运的分水岭。吕教授通过史料指出，国民党的税收高度集中于江浙及东南沿海，而日军1937年至1940年的侵占恰恰夺去了其约四分之三的财政基础，使其军费激增而税收锐降，被迫改征实物田赋。此后国民党的田赋征收一度颇见成效，征粮占农业产量的比重从1941年的不足5%升至1943年高峰时的约12%，远高于中国历史上通常不超过5%的水平。
与此同时，中共外援被切断，也被迫转向征粮、征收货物税、印发钞票等多种方式筹措资源，并一度承受高达年百分之百的通货膨胀。但在征粮上，中共凭借基层党组织取得了显著成效：其在各根据地的粮食汲取比重普遍高于国民党，晋绥一带平均约达18%至19%，整体平均约14%，是国民党约6%水平的两倍以上。
在微观机制上，中共采用了“民主评议”的办法。在此过程中，党员发挥了模范带头与宣传动员的关键作用；由于九成以上党员出身农民，他们深谙农民的语言与思维方式，能够有效调动其积极性。吕教授由此指出，正是基层组织能力的强弱决定了资源汲取的成效，二者在时序上呈现“组织在先、汲取在后”的因果关系。
五、历史的偶然性与外生冲击
第三个论点是历史偶然性的作用。吕教授将偶然事件视为“均衡的破坏者”——一些不受当事人控制的外生事件，往往将历史的轨道从一条路径引向另一条路径。
吕教授特别指出，抗日战争固然削弱了国民党、为中共崛起提供了契机，但更关键的意义在于它对国民党精英中心动员机制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他借助反事实推论强调：倘若1935年至1938年间中共未能确立最高领导人，仍沿用以共产国际和工人为中心的旧式党建方式，那么即便抗战削弱了国民党，也未必能在农村有效动员、扭转乾坤。换言之，结构性条件与偶然性事件的交互作用，共同塑造了两党的最终命运。
六、结语
吕教授总结道，中共之所以能够战胜国民党，可归结为三点：在领导力方面，支配性领袖的出现化解了党内精英冲突、为党的构建创造了条件；在动员方面，精英中心与大众中心两种动员策略各有优劣，抗战前国民党的精英动员一度极为成功，而抗战则逆转了这一优势；在偶然性方面，一系列不可预料的外生事件深刻改变了政党的命运。他强调，本书的理论框架旨在与西方以竞争性民主选举为前提的政党研究文献展开对话，揭示革命党在战火中产生、以夺取政权而非争取选票为目标的独特逻辑，并以微观机制的考察弥补既有文献偏重宏观叙事的不足。他的研究为理解中国革命与政党政治的内在机理提供了富有启发的新视角，也为比较政治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中国经验。
演讲结束后，郭定平教授对吕晓波教授的精彩分享表示感谢，并对讲座进行了总结。与会的师生们围绕领导力与资源汲取的因果关系、忠诚反对派、意识形态的作用、国家能力的文献对话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吕教授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讲座在充满学术氛围的互动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