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28日下午，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一期小型研讨会在文科楼615室举行。国际著名政治学者、纽约大学政治系教授Adam Przeworski教授做了题为《市场、发展与民主》的主题演讲，政治学系副系主任陈周旺副教授担任主持。来自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的多位专家学者以及众多学生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主题演讲结束后，Adam Przeworski教授同在场学者及年轻学子就民主化理论、数据处理等问题作了深入交流。
Adam Przeworski教授首先向大家介绍了自己从事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重点在于“政治制度的安排”，即追问制度的产生、持续以及发展的条件以及不同制度所造成的经济影响，其中核心的问题意识是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之间究竟呈现怎样的关系。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教授先后完成了两本著作，一本是于20年前写的《民主与市场》，主要探讨国家如何从非民主政体转型成民主政体；第二本书是《民主与发展》，成书于2000年，考察的是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两本书都试图讨论及挖掘哪种政治体制最有利于社会的经济发展，不过其结论是倾向于认为政体的差异与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不过，实证研究显示，民主国家的经济增长虽然缓慢，但大体来说是平稳的，而非民主国家的经济绩效则显得更为不稳定。另外，教授还指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数据显示非民主国家政体与婴儿出生率之间有非常强烈的正相关关系。
随后，Adam Przeworski教授详细说明了自己对“民主”的定义。他对“民主”概念的定义遵循“最小化”原则，主要指涉：（1）社会群体被允许自由地组织起来；（2）政治体制中存在竞争性选举；（3）选民和政党能够接受选举政治所带来的不确定，承担在选举政治中所遭受的失败或挫折。这要求选举中的输家也承认既有的权力分配游戏规则，并对政治制度的未来抱有信心与合理预期。
接下来，Adam Przeworski教授简要介绍了他于去年出版的一本新书，其中主要讨论社会公众对民主运转现状的满意度。书中的一个结论是：民主选举所带来的收入再分配政策的改变并不会缩小社会的经济收入差距。在现时的民主国家里，社会内部“中间选民”阶层非常重要，正是他们保证了财产安全，因为他们不主张大规模的收入再分配调整。教授指出这一命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也是他最近要着力的工作。
最后，Adam Przeworski教授还强调自己注重对方法论问题的总结与反思。他指出，政治学要做的就是回答“为什么”这一问题，换句话说，就是找出并辨识因果机制。当然，因果关系在本质上来说非常难以确立，因为会受到很多其他条件的干扰，这就需要我们学会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包括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用“反事实假设”（counter factual）.
主题演讲结束后，Adam Przeworski教授与现场师生就诸多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有学者提出，如果将中国与印度进行比较，印度采取的是民主体制，但是其国内不平等指数却高于采取威权政制的中国，那么应当如何看待“民主导致不平等或腐败”这一问题？教授回应道，现在测量不平等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基尼系数，第二种是人均收入。但是数据所显示的是，社会中相同收入水平的人群里，政府的再分配政策效应是没有差别的。之所以产生社会经济不平等，是因为不同阶层政治权利的不平等，进而导致其所掌握的资源不平等。不过在当代，互联网的兴起缩小了阶层之间政治权利的差距，增强了拥有较少政治影响力的社会利益集团影响政府政策的能力。譬如，最近一次美国总统选举中奥巴马的竞选资金很大一部分就来自网络的小额捐助。
另有学者问道，应当如何看待“民主的终结”这一命题。教授回应道，当代欧洲国家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差别也很大，所谓的“左派政党”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如果我们考察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就能发现，在其演进历程中经济政策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社会优势利益集团往往垄断了某一种政策范式，直至另一利益集团的攫取将其替代。
还有学者提出，社会的不平等程度与民主化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到底是社会的平等还是不平等导致了民主转型？教授承认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研究还没有取得太大进展。当代学者研究得更多的是社会平等或不平等在国家民主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教授倾向于认为，收入不平等与民主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更高的收入不平等并不代表民主化进程开启的更高概率。实际上，其他军事或是地缘政治的因素也会导致国家的民主化转型，比方说西班牙的民主转型是因为独裁者的趋势，阿根廷与塞浦路斯的民主转型是源于对外战争的失败，而东欧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开启则是由于苏联在阿富汗战争中的失败。有些学者认为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会带来民主转型，但如果加上“国家是否经历过民主回潮”这一控制变量，那么收入的显著性就消失了。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历史经验对民主转型的影响。
针对“李普赛特假说”，Adam Przeworski教授强调，李普赛特当时只是认为，经济越发展，民主转型的可能性就越大，但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正相关。不过我们可以说，一个国家越发达，那么它越有机会巩固民主。
而对于“一党民主”这一议题，教授结合自己在60年代写的一篇有关“一党民主制”的文章，认为其答案取决于人们对民主的定义。伍德罗威尔逊从国家的自决中引出民众（通过选举）的自决，这就是他所谓的民主。在一个6000人的村庄里，或者希腊城邦（或罗马）中，民主会产生坏结果。在18世纪反对贵族的战争中，民主又重新出现。一开始民主是一个坏制度，后来才变成了好制度。在美国，直到1830年代人们才接受民主制，而在拉美则迟至1850年代。即使是在当代，法国人还认为他们是共和制（republic）而不是民主制。现在每个国家都声称自己是民主国家，但是有些却仅仅是一个名头，而在另一方面拒绝民主的宪制。
还有些同学就方法论议题提出了诸多疑问，Adam Przeworski教授都一一予以回应，例如他建议，在寻找因果机制的过程中，最好能够使用多种方法来进行论证，同时要格外注意数据偏误的可能性。
本次研讨会进行了两个小时，Adam Przeworski教授对许多重要问题做出了点评与分析。最后，陈周旺副教授代表学院及在场的师生对Adam Przeworski教授表示了诚挚的感谢，并赠给教授纪念品。本次研讨会圆满结束。
（CCPDS 李中仁）
